第一節 孫思邈醫德思想形成的基礎
一、中國古代醫學倫理的形成和發展概況
中國醫學在其形成發展過程中，曆來非常強調醫德的指導作用，十分重視對從醫者進行道德培養。在中國醫學發展史上，一代又一代的醫家不僅在業務上精益求精，解除了當時眾多患者的疾苦，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醫學遺產，而且在倫理道德方麵也頗有建樹，世世代代傳誦不衰。
從文字學的研究成果來看，早在殷商之前，中華民族的先民就已經形成了關心照顧病人的互助觀念；現代考古研究則更證明了原始人類也是在共同協作，與疾病作鬥爭的過程中繁衍發展起來的。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的兩個顱骨化石，其中女性頭骨就有嚴重骨折跡象，愈合後呈綜疊狀。從現代臨床實踐來看，如此嚴重的創傷，如果沒有別人照顧和治療是不可能康複的。這足以說明，在與疾病作鬥爭的實踐中，原始人已經逐漸形成了的一定的互助觀念。這種觀念應當被看作是醫學倫理的萌芽狀態。
春秋戰國之際，思想界和學術界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空前活躍的景象，在很大程度上進一步促進了醫德的形成和發展。在各派學說之中，特別是儒家的“仁愛”思想、墨家的“兼愛”思想和道家的“保生”主張，對醫德的形成和發展則更產生並發揮了很大的，而且也是很積極的影響。
隋、唐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繁榮發展的時期。在經過了長期分裂戰亂之後，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煥發出了勃勃生機，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有了一個新的，也是較為全麵的發展。這些變化和發展無疑為醫學的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也必然會對醫療實踐和醫學倫理發生深刻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一個呼喚英雄的時代，也是一個造就英雄的時代。孫思邈便是應運而生的，也是這個時代所造就的一代醫林巨擘。他出生於北周末期，經曆了北周、隋、唐三個朝代，目睹了戰爭和疾病給人們造成的深重災難，其主要的醫事活動又處在“貞觀之治”前後這樣一種千載難逢的曆史時期。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為他提供了極力施展聰明才智的良好機遇，也為他係統地總結古往今來的醫療實踐和醫學倫理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二、中國古代醫學論著和醫事活動中的哲學積澱
生命神聖論是中國古代一種源遠流長的觀念。儒家的至聖先師孔子對於生命的問題就非常重視，他認為自己學說的核心“仁”，在實踐上的具體要求及其本質就是“愛人”（《論語·顏淵》），並且指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可見，“仁”不僅隻是一種對人的行為要求，而且也是一個富含對人生意義深入思考的哲學概念。《黃帝內經·素問·寶命全形論》就是一篇探討論述這一問題的專論。其中在篇首就開宗明義地指出：“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也就是說，由於上天的庇護、大地的承載，自然界的萬物才能完全具備。而在天地萬物之間，沒有比人更為高貴的東西。《呂氏春秋·貴生》也認為：“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南北朝時期的陽泉在《物理論·論醫》一文中也引用□澄《□氏遺書》的話說：“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孫思邈則繼承了這一觀念，更為明確地指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這與儒家的仁愛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治病救人是醫務工作者的天職，也是他們積極為社會奉獻，充分展示個人才華，實現人生價值的主要方式。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指出：醫生的職責就是“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張仲景還從孟子所提倡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立場出發，對當時那種不重視醫藥科學知識的所謂“士人”，以及“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的愚蠢做法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醫家傳記。據其記載：戰國時代的名醫秦越人，醫術非常高明，當時人們都認為他能使死人複生。為了給更多的患者解除疾苦，他“為醫或在齊，或在趙”，足跡遍布四方。為了滿足不同患者的各種需要，他精益求精，不斷地擴展自己的業務領域，“隨俗為變”，他“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鹹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西漢初年的名醫太倉公淳於意，長期在民間行醫，從不依附權貴豪門，他“左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權貴豪門）治病，病家多怨之者”。範曄在《後漢書》中記述的東漢和帝時的著名針灸醫生郭玉，對貧窮低賤之人以至奴仆一類的患者常常是竭心盡力，但給達官顯貴治病卻有時不能痊愈。為了弄清真相，漢和帝就讓患病的達官顯貴穿著破舊的衣服，換到貧窮的住處，郭玉卻一針就治愈疾病。在回答漢和帝的詢問時，郭玉還對達官顯貴頤指氣使、鼻息虹霓、好逸惡勞等不利於疾病治療的各種惡習，作了嚴肅而又深刻的批評。至於東漢末年的名醫華佗堅持清高的氣節，不做曹操的禦醫，長期在民間行醫，最終被曹操迫害致死的事跡更是家喻戶曉，人人耳熟能詳。這些生動的事例，充分地表現出中國古代醫家以人為本、無私奉獻的高尚情操和可貴精神，這些前代名醫的崇高品德及其積極為民除病的醫事活動，為孫思邈醫德理論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孫思邈不僅在業務上博采眾家之長，而且非常重視醫德建設，把中國古代的醫學倫理學發展到一個很高的階段。
三、孫思邈在醫學倫理建設方麵的重要地位
孫思邈（581-682年），京兆華原（今陝西耀縣）人，唐代著名醫學家。他自幼聰穎好學，精通百家學說，曾一再拒絕隋唐兩代多位帝王委以高官要職的聘請，一生淡泊功名，注重養生，長期在民間行醫，以普救眾生、造福蒼生為己任。他既對古典醫籍有精深的研究，又虛心學習民間的醫術，比較係統地總結了唐以前的臨證經驗，撰成《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30卷。
孫思邈不僅醫術精湛，造福當代，而且也非常重視醫生的品德修養，為當時和後世的醫家樹立了榜樣，製定了規範。在其《備急千金要方》中，就有《大醫精誠》和《大醫習業》兩篇文章，專章論述醫德修養問題。特別是《大醫精誠》更以其認識深刻、語重心長、說理透徹而被千百年以來從事醫務工作的人奉為圭臬。這篇文章主要論述了醫德修養的兩個方麵的問題：一是“精”，即技術要精湛，並且要精益求精。孫思邈認為醫道是“至精至微”之事，非深入研究就不能掌握其術，因而告誡從醫者必須“博及醫源，精勤不倦”。二是“誠”，即品德要高尚。孫思邈從“心”、“體”、“法”三個方麵，對醫德問題進行了全麵而又透徹的論述，對醫生提出了嚴格要求。從中國醫學發展史的角度看，孫思邈是第一個使醫德思想理論化、係統化的著名醫家。
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文化蓬勃發展並取得輝煌成就的時代，思想文化空前活躍，儒、釋、道三教並興。孫思邈的學術思想和醫德觀念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些思想的深刻影響，其中既有孔孟的仁義道德，又有老莊的出世逍遙，更有佛祖的解脫覺悟。他博采三家思想之精華，將其融為一體，並在醫德建設方麵使其達到極高的境界。
如果說《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等醫學典籍中有關醫德的論述，還相對地局限於強調診斷過程的審慎性和全麵性，以及施治過程的責任心和同情心的話，孫思邈則既強調醫、患間在技術領域的關係，也十分重視其在非技術領域的關係，把醫德建設引入更為廣泛的社會領域。他繼承了從社會心理因素方麵調動患者積極配合治療的觀點，並把它看成是推動醫德建設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孫思邈提出要誓做“蒼生大醫”，不為“含靈巨賊”的目標，並為之不懈地奮鬥。他不僅以其精湛的醫術和高尚的品德為當時的患者解除了疾苦，為後人樹立了光輝的榜樣，還圍繞著醫患關係，從人生理想、社會價值、風度氣質、專業技術等方麵比較係統地對醫德規範展開了深入係統的討論，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完整的醫德理論體係。
第二節 孫思邈醫德思想的理論體係
一、全心全意為患者服務，誓做蒼生大醫
中國古代醫家走上醫學之路的原因及情況多種多樣：既有夙好斯道而一路走來者，也有忽然頓悟而奮起直追者；既有仕途失意而棄儒從醫者，也有痛失至親而發憤習方者；既有得惠於醫而立誌報效者；也有疫癘流行而誌存救濟者；既有世代相傳而紹繼祖業者，也有拜師遊學而重振家風者……總而言之，他們用心醫道的出發點雖然各不相同，但都與其生活環境及個人經曆有關。
孫思邈走上醫學道路，也是和他早年經曆有著密切關係的。幼年時期的孫思邈，天資聰穎，才智過人，一生的美好理想都展現在這個小小少年五彩斑斕的遐想裏。據《新唐書》本傳記載，北周的洛川總管獨孤信見到孩提時代的孫思邈時，就看出了他奇特不凡，說他是一個神童，日後的發展前程將不可估量。在封建社會，讀書人的最好前程就是入仕做官，光宗耀祖。然而，時代對孫思邈卻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使他邁上了醫學之路。
孫思邈的幼年和青少年時代是在北周和隋代的分裂戰亂中度過的，他親眼目睹了連年的戰爭和繁重的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聽到了疫癘流行時百姓無可奈何的呻吟，親身感受了病魔的折磨和缺醫少藥社會現實。特別是在隋代，由於隋煬帝好大喜功、荒淫奢侈，三次征伐高麗，大肆營造宮殿，給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孫思邈對因此而出現的“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的淒慘景象目不忍視；而對於朝野之士以從醫為恥，競相引導子弟幹謁仕途，以致“醫治之術缺而弗論”（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序》）的社會現象更是痛心疾首。人民對健康的企盼，時代對醫學的呼喚，猶如振聾發聵的鼓點，在孫思邈的內心深處產生猛烈的激蕩和強烈的共鳴，使他自然而又自覺地將個人的前途和理想，與人民的健康和曆史的使命緊密地聯係起來，毅然決然地走上了醫學道路。
孫思邈立誌治病救人，做天下蒼生的大醫，要為普天下的勞苦大眾解除疾病的痛苦，要讓千千萬萬的黎民百姓享受健康的人生。實踐證明：孫思邈不僅自己在這一方麵作出了輝煌的成績，也指導並鞭策了一代又一代的有誌之士為此奮鬥不息。
孫思邈一生致力於醫學工作，勤奮不懈，無私奉獻，其思想的出發點就是對黎民眾生無限熱愛的仁慈之心。他認為，發自內心的仁愛之情是從事醫務工作的重要動力。如果沒有對醫學事業莊嚴的使命感和對醫療工作的極端熱情，缺乏救苦救難的誠摯愛心和奉獻精神，就不可能做好治病救人的工作，甚至不具備做醫生的資格。孫思邈指出：作為醫生，必須“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大醫精誠》），甚至要把病人的疾苦當做自己的疾苦。他指出：“凡大醫治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淒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同上）孫思邈的這些話講得語重心長，所提出的要求也非常具體周到，對從醫者似乎是在輕聲細語地叮囑，又像是在義正詞嚴地告誡。這些要求都出自於他對患者由衷的關愛之情，立足於他造福蒼生的人生理想，並且也都被他毫無保留地落實在了醫事活動的方方麵麵。他認為，隻有這樣做才是拯救蒼生性命的大醫；與此相反，則會成為禍害人類健康的強盜。
要把這些要求落實到醫療工作實踐中，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為它不僅要求從醫者要有上述的思想基礎，還要具備大義凜然的犧牲精神。之所以如此，是由醫務工作的特殊性所決定的。因為醫生擔負著治病救人的神聖使命，經常處於與疾病鬥爭的第一線，需要麵對感染瘡瘍、痢疾等疾病的患者和既髒又臭、凡人都厭惡見到的場麵。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從內心深處萌發關愛、憐憫、憂傷、體恤之情，是不可能挺身而出，積極工作的。更為嚴重的是，當自然界五氣相沴，造成強烈的流行性傳染病發生的情況，更是對醫生的嚴峻考驗。在患者不能及時得到有效治療時，毒氣就會一天天地浸染並傷害他人，使患者的全家，乃至其他更多的人都會染上疾病。麵對這種情況，親戚朋友也都躲之惟恐不及，常常出現兒子畏避父親、妻子畏避丈夫的局麵。孫思邈認為：作為醫生，即使麵對這種情況，也應“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同上），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以不怕犧牲的精神為患者解除疾苦。
孫思邈本人就是這種精神的代表，他身體力行的表現足以成為後世醫家的楷模。我們知道，麻風病是一種很難治愈的慢性傳染病，在衛生條件較低的隋唐時代，它的傳染性和危害性都是非常之大，即使現在的人也常常是談“麻”色變。然而，當這種病魔肆虐之時，孫思邈卻從來沒有退卻。據統計，孫思邈一生治療過600多例麻風病患者，並且毫無歧視地為其奉獻愛心。為了解除這類患者的疾苦，讓天下後世的人徹底擺脫麻風病的折磨，他甘冒自己被傳染的危險，親自看護，親自治療，並把每位患者的病狀和治療過程中的詳細情況都認真細致地記錄下來，為麻風病的臨床治療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孫思邈普救蒼生的人生理想還表現在，將其一生經勤奮鑽研、博采廣搜而得來的古往今來醫學知識的真諦與自己探索出的經驗，無私地奉獻給了社會。
由於種種原因，中國古代醫學界長期存在著封閉保守的觀念。大多數醫生都是既不能虛心學習他人之長，更不會輕易地將自己的技能泄漏出去，以致出現如張仲景所批判的，“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的嚴重局麵。孫思邈也深受其苦，據他自己記述，他本人就是直到晚年編寫《千金翼方》時，才見到了《傷寒論》較為完善的傳本。因此，孫思邈要立誌改變這種情況，他誠懇地說到：“今之醫門極為秘惜，不許子弟泄漏一法，至於父子之間亦不傳示。然聖人之法，欲使家家悉解，人人自知，豈使愚於天下！今至道不行，壅蔽聖人之意，甚可怪也！”（《千金翼方》卷五）他的行動和做法，在改變這種情況方麵作出了表率。據有關專家統計：孫思邈一生共編寫了26種著作，其中絕大多數是生命健康所係的醫學著作（雷自申等《孫思邈千金方研究》）。為了天下後世人的健康，他都將其毫無保留地公之於世，使之永遠造福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