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十月的一天，在北京的菜市口，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引頸就戮，這就是明朝嘉靖年間的名臣夏言，而致他於死地的，卻是由他一手提拔上來的嚴嵩。
夏言和嚴嵩同是江西人氏，年齡比嚴嵩小兩歲，考中進士比嚴嵩晚了十二年，名次也低了許多，可是在仕途的升遷上卻比嚴嵩快了許多，當他入閣拜相時，年近花甲的嚴嵩還在南京擔任一名沒有什麼實權的閑差，隻是由於他需要一個幫手，才將他這個年長的同鄉調到了京師，並提拔為禮部尚書。
對於對自己有提拔之恩的夏言，嚴嵩表現出了奴仆般的柔順，言聽計從，媚態可掬，極具阿諛奉承之態，從而獲得了夏言的好感。可是嚴嵩是一個政治野心極大的人，他怎麼會隻滿足做一個禮部尚書？他要當宰相，要位極人臣，然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首先搬開夏言。他是一個城府極深、手段極為狡詐的人，當他對著夏言諂笑的時候，已悄悄展開了一係列扳倒夏言的活動。
說學問，他沒有夏言大，談本領，他沒有夏言強，那麼，在這場權力的角逐中，他到底憑什麼取勝呢？原來，他具備了一種夏言所不具備的功夫，這便是奸佞。夏言是一個剛直得近乎傲慢的人，隻要是他所不讚同的，他絕不屈從，哪怕是對皇帝也不例外。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曾經製作了一批道袍似的服裝分賜大臣，要他們穿著這個上朝，夏言就是不穿，惹得皇帝老大的不快。而嚴嵩卻恰恰相反，他在皇帝麵前表現得非常柔媚、謙卑、忠誠，對於皇帝讓辦的事，他就算是廢寢忘食，也一定要辦得讓皇帝滿意；當皇帝的一些主張在夏言這裏得不到支持的時候，他便傾心竭力表示擁護。就這樣，皇帝漸漸疏遠了夏言，並先後三次免去了夏言首輔大臣之職，而對嚴嵩眷顧日隆，最後入閣拜相，成了和夏言平起平坐的閣臣。
在嘉靖二十五年的時候，第四次入閣為首輔的夏言，在收複被蒙古人占領的河套地區這個問題上，同出爾反爾的嘉靖皇帝產生了尖銳的衝突。嚴嵩看出，打倒夏言的最後時機到了，他上書皇帝，誣稱夏言與好大喜功的邊將相勾結，虛報戰功，騙取糧餉，中飽私囊，最終，夏言被定了死罪。
我們再來看一看王安石的用人失誤之事。
王安石在變法的時候，把呂惠卿視為最得力的助手和最知心的朋友，一再向神宗皇帝推薦，並予以重用，朝中之事，無論巨細，無不同呂惠卿商量而後行，變法中的各項內容，都是由呂惠卿擬寫成文及實施細則，並且交付朝廷頒發推行的。
然而，呂惠卿並不是什麼正派的人，他不過是投變法之機以撈取個人的好處罷了，對於這一點，一些有眼光、有遠見的大臣早已洞若觀火。司馬光曾當麵對宋神宗說：“呂惠卿可算不了什麼人才，將來讓王安石遭天下人反對的，一定會是呂惠卿！”
呂惠卿果然是一個有著狼子野心的人物，王安石一失勢，他就立刻背叛了王安石。他要取王安石的宰相之位而代之，擔心王安石會重新還朝執政，便立即對王安石進行打擊陷害，先是將王安石的兩個弟弟羅織進一件大案之中，假以罪名，貶至偏遠的外郡，接著便將罪惡之手直接伸向了王安石。
呂惠卿有著十分惡毒的手段。當年王安石把他視為左膀右臂時，對他是無話不談，有一次在討論一件政事時，因為還沒有最後商定主意，便寫了一封信囑咐呂惠卿：“這件事先不要讓皇上知道。”呂惠卿很有心計地將這封信保留了下來，並以此為把柄，把信交給了皇帝，告了王安石一個欺君之罪。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罪名，輕則貶官削職，重則坐牢殺頭，呂惠卿就是希望徹底斷送王安石。王安石任用提拔呂惠卿這樣阿諛奉承的小人，最終自然也沒有落下好下場。
25小人以謗人為能，以防人謗言為要
奸詐小人時刻不忘“保身”二字，他們從來不進諍言，更不為別人薦言。因為他們覺得，直接規勸別人難免招人不喜。而舉薦別人，不一定會給自己帶來好處，若是因此讓別人高過自己，顯出自己的平庸，就更得不償失了。小人正是在這一心理基礎上行事的。小人以謗人為能，卻以防人謗言為要，這正是小人的奸滑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