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得好，民心不可違。五大臣考察回國後，連續上奏折要求速行立憲，慈禧太後聽說立憲有“王位永固、外患漸輕和內亂可弭”三大好處，也心有所動，加上立憲乃是民心所向，於是便讓醇親王載灃在1906年8月25日召開了一次廷臣會議，專門討論是否立憲的重大問題。這次會議的參加者為各軍機大臣、政務處大臣和大學士，包括慶親王奕劻、徐世昌、張百熙、孫家鼐、榮慶、鐵良和瞿鴻禨，外加北洋大臣袁世凱。
載灃是老醇親王奕譞的兒子，也是光緒皇帝的胞弟，他不滿八歲時因父親去世而襲封親王爵位。身為皇親近支，載灃不免得擔當大事，庚子年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一事，也是這個未滿20歲的小親王前往德國賠禮道歉。1906年，載灃隻有24歲，但由於光緒皇帝身體好轉無望，又無子嗣，而慈禧太後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載灃生在醇親王府，不管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那也得逐步參與國家大事，此乃名分所定、責任所在，也是專製社會中無可奈何的事情。
慶親王奕劻比載灃長一輩，他是乾隆皇帝十七子和碩親王永璘之孫，本是皇族中相對疏遠的一支。恭親王奕訢死後，皇族子弟大都不爭氣，倒是奕劻從總理衙門開始做起，在官場上摸爬滾打多年。等到李鴻章、榮祿這些老臣死的死、退的退，奕劻憑著多年操持政務的老資格，最後竟然也爬到首席軍機大臣的位置。
奕劻的為人，圓滑而愛財，做事一向模棱兩可，並無原則。不過，這種性格在晚清官場上倒是很吃得開。據說，奕劻在尚未顯達之前，不過是個家道中落的窮貝勒，當年連朝服都得在當鋪典贖。到後來，奕劻的官慢慢做大了，地方上的禮金和饋贈日漸增多，奕劻也就來者不拒，公開賣官，所以當時也有人稱慶王府為“慶記”公司（權錢交易所）。
譬如當時的袁世凱，他辦的大事多，因此手裏的銀子也多，出手又大方，可惜奕劻當時還沒做到首席軍機，袁世凱對他雖然也有饋贈，但總比不上榮祿的多。為此，奕劻很不滿意，常對自己的僚屬說：“袁世凱隻認得榮中堂，瞧不起咱們！”
好在榮祿沒多久就翹了辮子，袁世凱聽說奕劻即將成為首席軍機後，一下子就派人送了十萬兩銀子到慶王府。那奕劻雖然收銀子的機會多，但也沒有見過這麼闊氣的。驚喜之餘，奕劻一邊客套：“慰亭（袁世凱的字）真是太費事了，我怎能收他的。”另一邊卻眉開眼笑地接過銀票揣入懷中。由此，袁世凱便包辦了慶王府的一切開銷，逢年過節都要給奕劻送禮，兩人由此建立了堅定的同盟關係。進京之前，袁世凱就對人說：“官可不做，憲法不能不立”；又說：“當以死力爭。”奕劻本就不是有主意的人，他見袁世凱如此堅決，平時關係又好，自然隨聲附和了。
當時參加會議的還有袁世凱的老友徐世昌，他早年得到袁世凱的資助參加科考中了進士，袁世凱小站練兵時邀他加盟，由此成為袁世凱的重要謀士和拜把兄弟。徐世昌本是選派出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但刺殺事件發生後被袁世凱舉薦為巡警部尚書，因而沒有參加後來的憲政考察。在袁世凱的幫助下，徐世昌在清末官場上也是一帆風順，當時兼為軍機大臣和巡警部尚書。
奕劻、袁世凱、徐世昌是主張立憲的一派，和他們站在一邊的還有學部大臣張百熙。張百熙是同治年進士，早年擔任過光緒侍讀，曆任工部、禮部、刑部和吏部尚書，是老資格的大臣了。張老年紀雖大，但思想卻“鹹與維新”，當時也是主張立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