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得好,民心不可違。五大臣考察回國後,連續上奏折要求速行立憲,慈禧太後聽說立憲有“王位永固、外患漸輕和內亂可弭”三大好處,也心有所動,加上立憲乃是民心所向,於是便讓醇親王載灃在1906年8月25日召開了一次廷臣會議,專門討論是否立憲的重大問題。這次會議的參加者為各軍機大臣、政務處大臣和大學士,包括慶親王奕劻、徐世昌、張百熙、孫家鼐、榮慶、鐵良和瞿鴻禨,外加北洋大臣袁世凱。
載灃是老醇親王奕譞的兒子,也是光緒皇帝的胞弟,他不滿八歲時因父親去世而襲封親王爵位。身為皇親近支,載灃不免得擔當大事,庚子年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一事,也是這個未滿20歲的小親王前往德國賠禮道歉。1906年,載灃隻有24歲,但由於光緒皇帝身體好轉無望,又無子嗣,而慈禧太後也是一天不如一天,載灃生在醇親王府,不管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那也得逐步參與國家大事,此乃名分所定、責任所在,也是專製社會中無可奈何的事情。
慶親王奕劻比載灃長一輩,他是乾隆皇帝十七子和碩親王永璘之孫,本是皇族中相對疏遠的一支。恭親王奕訢死後,皇族子弟大都不爭氣,倒是奕劻從總理衙門開始做起,在官場上摸爬滾打多年。等到李鴻章、榮祿這些老臣死的死、退的退,奕劻憑著多年操持政務的老資格,最後竟然也爬到首席軍機大臣的位置。
奕劻的為人,圓滑而愛財,做事一向模棱兩可,並無原則。不過,這種性格在晚清官場上倒是很吃得開。據說,奕劻在尚未顯達之前,不過是個家道中落的窮貝勒,當年連朝服都得在當鋪典贖。到後來,奕劻的官慢慢做大了,地方上的禮金和饋贈日漸增多,奕劻也就來者不拒,公開賣官,所以當時也有人稱慶王府為“慶記”公司(權錢交易所)。
譬如當時的袁世凱,他辦的大事多,因此手裏的銀子也多,出手又大方,可惜奕劻當時還沒做到首席軍機,袁世凱對他雖然也有饋贈,但總比不上榮祿的多。為此,奕劻很不滿意,常對自己的僚屬說:“袁世凱隻認得榮中堂,瞧不起咱們!”
好在榮祿沒多久就翹了辮子,袁世凱聽說奕劻即將成為首席軍機後,一下子就派人送了十萬兩銀子到慶王府。那奕劻雖然收銀子的機會多,但也沒有見過這麼闊氣的。驚喜之餘,奕劻一邊客套:“慰亭(袁世凱的字)真是太費事了,我怎能收他的。”另一邊卻眉開眼笑地接過銀票揣入懷中。由此,袁世凱便包辦了慶王府的一切開銷,逢年過節都要給奕劻送禮,兩人由此建立了堅定的同盟關係。進京之前,袁世凱就對人說:“官可不做,憲法不能不立”;又說:“當以死力爭。”奕劻本就不是有主意的人,他見袁世凱如此堅決,平時關係又好,自然隨聲附和了。
當時參加會議的還有袁世凱的老友徐世昌,他早年得到袁世凱的資助參加科考中了進士,袁世凱小站練兵時邀他加盟,由此成為袁世凱的重要謀士和拜把兄弟。徐世昌本是選派出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但刺殺事件發生後被袁世凱舉薦為巡警部尚書,因而沒有參加後來的憲政考察。在袁世凱的幫助下,徐世昌在清末官場上也是一帆風順,當時兼為軍機大臣和巡警部尚書。
奕劻、袁世凱、徐世昌是主張立憲的一派,和他們站在一邊的還有學部大臣張百熙。張百熙是同治年進士,早年擔任過光緒侍讀,曆任工部、禮部、刑部和吏部尚書,是老資格的大臣了。張老年紀雖大,但思想卻“鹹與維新”,當時也是主張立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