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的帝國因為衰落被超越，新的大國蓄積能量而崛起，這是國際關係中亙古上演並將繼續上演的正劇，因而蘭德爾?施威勒（Randal L。Schweller）感歎道：“世界政治的曆史反複告訴人們的是不同國家和地區興衰沉浮的曆史。”毫無疑問，造成國際關係體係出現根本性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各國的增長速度不平衡，以及技術上和組織製度上的突破使一國比另一國具有更大優勢”。更進一步，近現代國家關係史的經驗表明，新的大國崛起過程往往伴隨著局部的或全局性戰爭的發生，雖然這種由權勢轉移而引發的戰爭的程度有激烈與緩和之分，持續的時間也有長短之別。不過，大國的崛起與戰爭的發生隻是表麵上的相關性，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內在的因果關係是需要從理論上進行深入論說的問題。固然這可能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一般地，新的大國能否順利崛起、戰爭能否避免從而國際結構能否和平轉型，取決於現有大國的戰略調整和崛起大國所實行的戰略性質，即現有大國是采取包容性戰略還是實行遏製性戰略，以及崛起大國追求的是克製性的有限目標還是追求根本改變國際秩序的擴張性目標。就本書而言，作者感興趣的核心問題是，如果現狀維持國把崛起國視為現有國際秩序和自身安全的威脅，它可能對崛起國作出什麼類型的製衡反應呢？國家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程度和類型對現狀維持國的內部製衡和外部製衡是否以及產生什麼影響呢？
理論的目的不是重構事實，而是通過簡化事實來增進人們對事實進程的理解。但如果理論邏輯與事實有較大出入，這就需要理論的發展和創新。從知識積累的角度來說，如果某個理論模型被發現存在著缺陷，科學的做法不是拋棄該理論，因為“有缺陷的理論經常包含了有效假設，這些假設可以被引入改進後的新理論裏”。沃爾茲辯解說他是從簡約主義出發來構建國際政治理論而非外交政策的理論，認為應該區分理論和理論的運用，更不能簡單地運用均勢理論來解釋和預測國家的某個具體行為。有學者批評說，運用均勢理論來預測國家的對外行為時存在著不確定性，沃爾茲的辯解無法為其結構理論的固有缺陷而開脫。不過，即便有這種批評，沃爾茲以微觀經濟學定義個人/公司的方式來研究均勢政治中的國家製衡行為，在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上仍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實際上，均勢理論仍然是當今研究國際關係的重要理論基礎，問題是如何進一步對之進行改進。
正如前麵的討論所表明，要預測現狀維持國對崛起國的製衡反應以及分析這些製衡反應形成的原因，必須結合係統層次的過程因素和國家單位層次的過程因素，從而把不同層次都起作用的變量集合成整體的解釋框架。在沃爾茲的均勢理論借鑒微觀經濟學的研究路徑之上，本文以信號―博弈（signaling-game）邏輯為基礎對均勢模型增加一些限製性條件，力圖克服現實主義均勢理論在說明國際現象和國家行為時過於簡約的缺憾，以增強它的解釋效力。
信號―博弈理論的基礎是行為者的理性選擇假說。所謂理性選擇就是行為者能夠對選擇進行比較從而找到替代的可能性，而且他還能夠進行邊際調整，即根據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作出效用最大化的決策。因此，行為者是由利益驅動的理性決策者。信號―博弈理論適用的場合是行為主體擁有別人不知道或需要很高成本來證實的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而這種信息是有用的，因為行為者的最優決策（optimal decisions）是這種稀缺性信息的函數。這裏潛在的含義是，在現實的環境裏，無論是在商品交易的市場上，還是機構之間的交往中，主體之間的信息是不對稱和不充分的，因而存在著博弈的可能性和空間。但是，博弈如果重複進行，那麼還必須包括另外一個條件，即其中至少一個擁有稀缺信息的行為者釋放出某種行為信號供其他行為者決策之參考。均勢政治與這種情形就非常吻合，參加博弈的行為者（國家）具有不同的行為傾向，即具有不同的偏好。為了形成對其他國家的偏好預期，每個博弈者的行為信號互相成為對方偏好認識（其實就是一種可能性估計）和戰略決策的依據。把信號―博弈邏輯應用於均勢政治，就是把國家的戰略視作偏好和偏好認識的函數。因此，要分析現狀維持國的製衡行為模式，就必須研究現有大國的行為偏好來源和其他國家對這種行為偏好的認識。曆史事實表明，大國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對現狀維持國的行為偏好的形成和偏好識別具有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