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
哈貝馬斯生於1929年，曾先後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德國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曆史學、經濟學等，並以論文《論謝林思想中的矛盾》獲哲學博士學位；1961年以《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已有中譯本）一書獲得教授資格。
一本名為《全球化動力——地域性生活世界》的書在其導言中說道：“今天，包羅一切的問題是：在民族國家的彼岸、在超國家和全球化層麵上，是否能重新控製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在環境方麵以及社會方麵和文化方麵的爆炸性力量。”市場的發現功能和調節功能是無人否認的。但是市場僅僅對這樣一些信息作出反應，即由價格的語言進行編碼的信息，而對那些它在其他領域所生產的外在效果，它充耳不聞。
社會福利性的國家，不論在歐洲還是在其他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社會裏，在上個世紀的第三個25年裏確實彌補了一個高生產率的經濟係統在社會方麵所帶來的不受歡迎的後果。資本主義第一次沒有阻礙讓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共和國所作出的保證得到履行，並使之現實化。民主的法治國家還確保了在下述意義上的一律平等，即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機會利用、使用自己的權利。
羅爾斯作為當今最有影響的政治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在這個意義上提到了平等分配權利這種“公平價值”。
今天，我們知道，這個理念迄今為止隻在民族國家的範圍內得到了實現。但是如果一個民族國家在一個發生了變化的世界經濟和世界社會的具體情境中，遭遇到自己創造能力的界限時，這種組織形式就會在兩方麵變得很不牢靠：一是對在全球範圍內得到釋放的資本主義從政治上進行控製，二是隻推行了一半的表麵民主的這個單一範例。我要提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所產生的民主影響和作用的形式能自發超越本國家的邊界而繼續擴展嗎？
我想從三方麵討論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必須搞清楚，民族國家和民主有什麼樣的緊密聯係，這種獨特方式的相互共生今天又是通過什麼而處於壓力之下。其次，通過對上述問題的分析我將簡短地闡述對各國家諸種狀況提出的挑戰所作出的政治方麵的四種回答。它們同樣也規定了一種坐標係統，今天關於“第三條道路”的討論就在這種坐標係統中進行。最後，這場大辯論為歐盟的未來采取一種進攻性的戰略而提供了發展方向。如果我們國家內享有特權的公民們同時也願意考慮到其他國家和其他洲的觀點與立場的話，他們就必須在世界公民的目的中來推動歐盟的聯盟性深化，為一種全世界的內部政治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
今天在“全球化”這一主題下引起人們注意的發展趨向已經改變了一種曆史的狀況，這種曆史狀況的特征就是國家、社會與經濟在同一個國家的疆域在一定程度上共同發展和擴張。國家間的經濟體係在市場全球化的過程中演化成為一種超越國家的經濟，在過去的這種國家間的經濟體係中是由各個國家來確定內部經濟與對外貿易關係的界限。這裏最重要的是世界範圍內資本的運動加快，還有就是對一個國家的地位的絕對評價是由全球相連的金融市場所進行的。這一事實就解釋了，為什麼國家的主管者們今天不再能構織那些中心節點，這些節點已經賦予由交換關係所組成的全球網絡；一種國家間或國際間關係的結構。今天與其說是國民經濟陷於國家的界限內，不如說是國家陷於市場之內。
在“全球化”主題下所描述的發展趨向不僅在國家內部對人民間的相比較而言較為和諧的共同存在產生威脅，也就是由移民和文化分割所造成的國家公民的一體化的前政治基礎，更重要的是下述狀況，即一個不斷深深陷入由世界經濟和世界社會組成的相互依存關係中的國家會在主權、行為能力和民主實質方麵遭到損害。
在此我隻談談國家喪失其主權的三個方麵：（l）喪失國家進行控製的社會能力，（2）決策的過程所出現的不斷增長的合法性論證的欠缺，（3）在提供合法性和有效的控製和組織工作方麵表現出的愈加增長的無能為力。
主權的喪失表明，一個單一的國家不可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充分保護它的公民，以抵抗由其他的主管者們所作出的決策產生的外在效果，或者抵抗這樣一些過程所產生的連環效應，這些過程的起點位於它的邊界外。這一方麵是指“自發性地超越邊界”的事件，如環境汙染、有組織的犯罪、現代技術造成的安全危險、武器交易、流行性傳染病等等，另一方麵是指由其他國家的政治所造成的已計劃好的、但卻又意外增加的一些後果，被涉及的人沒有參與這些後果的產生。例如您可以想想由原子反應堆所產生的危險，它被建造在本國邊界以外的地方，卻達不到本國政府製訂的安全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