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我們在北京中關村北圖103號的倉庫裏開始了我們創業的第一天。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創業在那時是很艱難的，今天我們看到中星微電子又是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又是在納斯達克上市，我個人也獲得了很多獎勵。當時在那個小小的倉庫裏，因為當時地價非常貴，辦公室非常小，當時我們做了一個倉庫，我們的工作環境跟美國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那時我們就開始進行了創業，倉庫裏沒有暖氣，張輝的手都開裂了，因為他一直是南方人，沒有在北方呆過，手都凍裂了。對於一個從矽穀回來的博士而言，對於一個曾經在貝爾實驗室工作過的高級研究員而言，回到中關村，1999年北京有一個大的煙蓋，汙染非常嚴重，咳嗽，他手上又起了凍瘡，在這樣一個非常艱苦的環境下創業。大家都問我為什麼你不挑一個更貴一點、更好一點的辦公室？我是想一方麵我們從省錢的角度、比較便宜的地方開始，如果我們在第一年的冬天打出去，我們就有第二年的冬天，第三年的冬天，才能迎來今年的秋天和春天。第一年我們招了很多人，辦公室都不夠裝了，後來在倉庫之外又把會議室租了下來，把會議室改成工作間，又搬了新的地方。
經過非常困難的過程，我們今天有40幾位從矽穀回來的留學人員創造新的技術，而我們的起點是非常艱苦、非常落後的。在座的同學如果想創業，不要為自己的基礎條件感到悲哀，而正是這種條件，它的挑戰使你團隊、個人為這個事情所做的承諾才更加讓人所敬，因此會變得更加可信，會吸引更多人。
2001年3月份，經過長達十幾個月的努力，我們開發出了第一款芯片，星光一號，並且成功打進三星、飛利浦國際巨頭企業。這一年我們四個創始人有三個人一起到日本推廣芯片，拜訪索尼。索尼的一個主管在跟我們見麵的時候，還沒有聽完我們的話，就說索尼有千項專利、幾百個產品，我們在世界是這方麵的鼻祖。如果你想學習索尼的經驗，可以參加一些展覽或者是看一看他們的產品，但是他沒有時間，還需要去開其他的會。我們跟他約好一個小時的見麵中隻見了五六分鍾，我們非常尷尬。你想去日本，作為一個小公司，2001年還不掙錢，要付飛機票、住酒店等等代價，隻跟人家見了5分鍾。出門的時候我就對張輝講，我必定要回來，為什麼？也許大家聽說過一個故事，索尼的創始人盛田昭夫，後來帶著索尼進入美國並且是住在美國紐約第一大道索尼的創始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創立了索尼，最崇拜的、最想競爭的一個公司就是當時荷蘭的飛利浦。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去了荷蘭飛利浦的小分區，與飛利浦交流。在他的自傳裏就特別講到了，從飛利浦回來之後，就在飛利浦廣場外麵喝咖啡，當時服務員很少看見亞洲人，就問他你是從哪裏來的，他說他是從日本來的，是為了看飛利浦電子的，飛利浦電子非常好。那個服務員為了表示友好，說我們這裏也有日本的產品，拿出了日本紙做的小傘，插在杯上的小傘，盛田昭夫感覺這是非常大的刺激，回來之後作為激勵大家的一個的故事。之後就對索尼定了兩個使命：第一個使命，希望索尼從事的技術和產品，能夠使全體的員工在裏麵找到快樂和自豪。第二個使命，為日本的重建而奮鬥。今天在座的大家都知道，在美國賣了大量中國的產品，我們的鞋、電器、塑料製品和衣服等等，充斥著全世界的市場。我想還是有人會瞧不起我們，正如當時盛田昭夫所感覺到的，而我當時在日本5分鍾出來的感覺，使得我更加堅定了這個信心，這是一次挑戰，我要回去，我要打進索尼，這對我們而言是一個追求。回來之後我也同樣把我這樣的經曆跟公司的全體員工講了，我說我們芯片成功了，當時的三星還比不上今天這樣的三星，當時索尼比我們還弱，我們已經打進了三星、飛利浦，我說一定要打進索尼，雖然它是鼻祖，雖然所有的攝像、攝影都是索尼發明的，它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品牌，但是我覺得它的意義非同尋常，正如挑戰杯一樣，它是一種挑戰。對一個公司來說是一種精神的載體、文化的載體。
又經過了4年，到今年的夏天，索尼芯片筆記本上麵的攝像頭已經選擇了我們的星光中國芯片。（鼓掌）
在擁有多達幾千項專利的鼻祖麵前，我們作為中國人，我們站了起來，我們把我們的芯片打進了鼻祖的產品裏麵，從此以後不是索尼自己的，而是我們中國人的。所以，這個已經成了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今天精神的保障，使我們從裏麵源源不斷地找到力量。而這種創新的精神、責任感和它的影響力和推動力，正是挑戰給我們每一個人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