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 2000年9月27日
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出生於日本四國島的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完成學業，從東京大學法文專業畢業，著有《廣島日記》（1965年）、《作為同時代的人》（1973年）和《小說方法》（1978年）等作品和文論。
能夠和中國的青年學生們直接談話對於我來說，是最大的喜悅。在為這次談話做準備的階段，我聽說大家對我從一個“學生作家”起步的生活曆程頗為關心，我想，關於這個問題，在我發言之後，回答大家提問的時候，可以具體地、輕鬆愉快地展開。在這裏，我首先想談的是，在我這樣一個作家的生活裏最為根本的，以及我對我所意識到的培育自己成長的文學與社會的思考。
回顧成為作家之前孩提時代的生活，首先不能不談到日本對中國所進行的侵略戰爭，以及由此發展而成的太平洋戰爭，在這一過程中，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成了日本社會的基礎。
但是，在那個時代，在我生長的山村裏，還有另外一種和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對立的思想，以地方曆史或口頭傳說、民俗神話等形式存在著。在我的孩提時代，把這些講給我的，是我的祖母、母親等民間的女性。我通過她們的故事，知道了自己的村子，以及自己的近世的祖先們麵對從東京來的國家派出機構，用武力進行抵抗，曾經舉行過兩次暴動，特別是後一次暴動，還獲得了勝利。那次暴動，是從1867年到明治維新前後之間舉行的，並且，是在明治近代國家體製起步之後——在那開始的混亂時期——包括我們村子在內的地方農民勢力戰勝了國家勢力。
關於這兩次暴動的記憶，都從官方的記錄裏刪除掉了，在學校的教育裏，對此完全置若罔聞。但是，這些在山村婦女們的故事裏，通過土地、風景以及和故事中的人物血脈相連的家族，生動地傳承了下來。
一方麵，在自己的家庭生活裏，是女性們講述的土地的曆史、傳說；另一方麵，則是在學校裏學習的社會統一的意識形態——以天皇為中心的曆史和傳說。我徘徊於兩者之間，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代。現在，回顧這段經曆，特別感到有意思的是，少年時代的我，既相信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又從沒有懷疑過山村的曆史和傳說。我終於發覺，那時，自己是非常自然地生活於二重性和多義性之中。我想，這是因為我們家裏的女性們的講述方式非常巧妙的緣故。
我母親所講述的，是早在日本成為近代國家之前，在我們這片土地上流傳、與民俗的宗教感情密切相連的故事。並且，這些故事，在國家把奉天皇為神明的信仰作為日本的意識形態之後，仍然生動地存留在民眾生活的層麵上。
就這樣，在具有二重性、多義性的民眾意識和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共存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我，在還是孩子的時候經驗了日本的戰敗。並且，那是天皇用人（而非神）的聲音宣布的具有打擊性的經驗。從那以後，在戰後10年左右民主主義和和平思想最為高漲的時代，我從少年成長為青年。戰後10年的後半階段，在日本，興起了認為作為憲法原則的民主主義和和平思想未必需要認真地推行這樣一種社會風潮。但我認為，我是通過在戰後民主主義時期接受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培養了自己的社會感覺。
在小說創作的同時，我所寫作的時事性的隨筆、評論，始終是把經曆了從奉天皇為神明的國家主義的社會，向以獨立的個人橫向連接為基礎的社會的大轉變，最後自覺地選擇了民主主義——這樣一條軌跡作為一貫的主題。現在，在日本的傳媒上，所謂公大於個人，並且，把這個公等同於國家的公，諸如此類的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再次成為一種強勢，在這樣的時候，我必須堅定地堅持貫穿自己人生經驗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