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作古已經16年了。他墳塋上的柏樹已有兩人高了。原來空曠的墳地也被後來去世的人占領了。墳頭上的草也老了，土也舊了，是座老墳了。
然而，時間越久，越是常常想他，無論如何也忘不了，淡不了。想父親的時候，眼睛一閉，他老人家的身影就在眼前：還是那麼清瘦、那麼急躁。目光還是那樣銳利和威嚴，就連那一聲長長的不停歇的咳嗽也音猶在耳。父親是老年氣管炎，咳起來半個村子的人都聽得見，一聲咳嗽，半晌喘不過氣來，聽著讓人揪心。
認識父親的人無不為他堅強、剛直、寧折不彎的性格折服。就是在死神走近父親的時候，也未能動搖他一生剛強、不屈的秉性。他一直不服氣，在與死亡抗爭。吃藥已不見效，他幹脆不吃藥了。有人說生喝甲魚血能治病，父親叫人把甲魚頭砍斷，咬住甲魚脖子仰頭喝血。他的身體已經極度衰弱無力，醫生給他輸了300CC血，一時有了精神，他硬是扛著鋤頭下地去了。無奈病魔已經侵入到他的生命深處，他終於倒下了一生不彎的軀體。
對於病痛，父親從來就能抗，能忍耐，能堅持。他最看不起一有病就哼哼唧唧，一有疼痛就媽呀媽呀喊叫的人。他一生有過多少次病痛和災難，都抗過去了。在我的記憶裏，父親一生沒有說過一個疼字，沒有因為病痛而掉過一滴眼淚。父親56歲那年得了急性胃穿孔，疼得抱著肚子在地上滾翻，終不說一個疼字。到醫院動手術剛醒過來，疼得一臉怒氣直罵人，罵護士罵醫生罵身邊服侍的兒女，就是不喊不叫不說疼。
父親逝世前無力地躺在病床上，咳嗽、疼痛、心力衰竭一點一點侵蝕著他的生命，他似乎感覺到大限已經到來。他分明在心的深處經曆了生與死的撕扯，終於用他超人的意誌和精神使靈魂掙脫出病痛纏身的軀體，超然於物外。於是他變得驚人的平靜與坦然。他開始說他的過去，說兒孫的將來。他竟然安排起他死後的安葬，和安排別人的後事沒什麼兩樣。他一個一個計算他死後有多少人為他送葬，要招待多少來客，這些客人誰和誰應該坐在一席。他按照這些客人計算應該買多少斤肉，多少斤豆腐，買多少木耳、粉條和花菜。他讓孩子把這些記在一張紙上，一再叮囑要讓客人吃好。父親說：“我死後不要那些洋鼓洋號唱唱跳跳的，那樣‘樂而不哀’。但要叫幾個吹嗩呐的樂人送我到墳地”。父親去世那天晚上，他顯得很亢奮，說了很多話，他突然感覺不好，看著身邊的家人大聲說：“我走呀！”就再也沒有言語，永遠地靜靜地去了。父親臨終前“我走呀！”這一聲是喊出來的，仍然是那麼剛強有力，隔壁的鄰居都聽見了。父親要用這生命的最後一息告訴塵世：他是一個從生到死剛強不屈的人！
貧困伴隨著父母的一生。就是父母晚年，景況好轉，也是隻得溫飽，並未擺脫貧困。父親躺在床上無奈地說，過去想吃肉吃酒，沒有，現在有了卻不能吃了。父親說有了也隻是有吃有喝，仍然沒有因為兒女長大成人了就有錢花。我的父母是一生都未能隨意花錢的人。至於我家曾經到底貧困到什麼境地，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像得到。就連我的兒女多次聽我的“憶苦思甜”，也體會不到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父親曾經是這樣述說那時我家的變故：“十歲前我是金娃，十歲後我就變成泥娃了。”父親是民國8年出生的，十歲時是民國18年，這個年代對我家來說，發生了兩大變故：一是當時的陝西關中大饑荒，赤地千裏，餓殍遍野。二是祖父乃一讀書人，既不善仕途，又不善家計。加之民國17年為其父即我的曾祖父大做其壽，翌年曾祖去世又大辦喪事，把一個當時還算富足的家拆房賣地，轉眼間竟落得一貧如洗。
父親14歲開始，這個家的擔子就壓在他的肩膀上。也就是說，從14歲起，父親就過起了借債的日子。家裏有的人早年不理解父親借債的苦衷，曾說過一句“你一生隻會借債”而深深地刺傷了父親。但父親到了晚年也這樣總結自己：“我借了一輩子債。”我聽得出父親這句話並沒有過多的悲哀，甚至還透出一種自得。我是這樣理解父親的：父親肩負著這個沉重的家，是靠著借債還債再借債再還債一步一步往前捱著的。靠著借債辦了家裏發生的婚喪大事，渡過了家中遭遇的天災人禍。而父親之所以能夠借了還，還了再借，就這樣借了幾十年債，則是靠父親的誠信，靠父親的人格。願意借給我家錢的人，如果晚些時候或許能看到後代的勤奮與希望，但在我家窮得叮當響，已無半點東西可賣可典可當，也看不見這個家有啥後景的時候，這些親戚鄰裏仍然願意借錢給父親渡過一個個難關，他們說，那是看在父親的麵上，父親是一個信得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