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很不搭界的話題，作家者何？按照王漁洋的話說，“乃一酸丁也”而已。這話說得多少有點損，但在皇帝眼裏的作家，也確實就是這副酸不溜丟的“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模樣，大概比孔乙己好不到哪裏去。
在中國曆史上，有些風流儒雅的皇帝，或相當於皇帝這樣的最高執政者，身邊總是有一些作家陪侍著的。哪怕粗通文墨，或者狗屁不通，既然貴為天子，沒有學問，沒有文才，怎麼行呢？駕幸好山好景，不題兩句歪詩，逢年過節，不寫兩筆孬字，作墨寶賜給臣下，哪還叫什麼九五之尊呢？連慈禧太後，還從雲南找來一位姓繆的貴婦，教她書法，替她寫字呢！
這些被雇用的文人雅士，身份高的，年紀大的，叫作“庭筵講授”，例如朱元璋的宋濂。通常是先請吃飯，然後，沏上茶再來講文學；朱元璋的後代朱翊鈞，就在這庭筵上發表過高論：“貞觀之治有什麼了不起？不足道也！”令在座的那幾位庭講的翰林院學士嚇一跳，因為這個後來躺在定陵裏的皇帝，實在是很不怎麼樣的統治者，明朝就是從他神宗時代開始走向衰敗的，不是一個地道的昏君，也是一個無能的庸主。他認為：“李世民殺弟欺父，算什麼英主？”當場的禦用文人們，隻得連連稱是。“陛下英明高見，佩服佩服！”至於那些身份一般，年歲不大，就叫“侍讀學士”，例如武則天的上官婉兒，那就算是隨叫隨到的身邊工作人員了。這恐怕是講完了文學，再行賜飯，頂多禦廚房裏添兩份小炒，那就皇恩浩蕩了。
一個作家能夠被召侍奉皇帝，應該說是一份美差。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點到你的名，是看得起你，你還不要不識抬舉。老實說，也沒有一個作家，敢不識相予以拒絕。東漢末年，董卓擅國，他也像皇帝一樣地作威作福起來。為了粉飾暴政的門麵，想起了當時的一級作家蔡邕，他就下令要這位老先生到洛陽來做官。蔡邕正是怕給這個廢帝弑後的軍閥當差，才逃跑的。董卓放出話來：“我這個人是好殺人的，如果蔡先生不來洛陽，和我談談文學，對不起，我不僅殺他，還要滅族！”蔡邕摸了摸自己的脖子，與其被他砍頭，還不如和他聊聊文學新概念或者什麼後現代主義呢！
於是，他屁顛屁顛地坐著牛車奔赴洛陽報到，半年之內，被董卓連著提拔三次，官做得很大，位至三公。所以，侍候皇上，是一份俸祿很高，賞賜很多，地位很高的差使，而且也是一份責任很小，工作很少，負擔很輕的差使。因為皇帝日理萬機之餘，大部分時間是要去同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廝混，不可能騰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和這些作家談詩詞歌賦、文章典籍。封建社會裏好多作家，包括大作家，也很想蒙受這份帝王的青睞。那個“吹皺一池春水”的馮延巳，給南唐的中主李璟捧哏逗悶，那是快活一生，得意一世的，被稱作風流君臣。
因此，封建社會裏一些知識分子，就把這些皇上身邊的作家，叫作“禦用文人”，看不大起的。這裏麵，有屬於正直的蔑視，有屬於清高的自負，也有的是屬於眼紅的嫉妒。作家嘛，十之八九，聖人也難例外，都程度不同地喜歡呷醋吃味的。這就是吃不著葡萄的狐狸，便要說葡萄酸了的假惺惺了。這後一種作家，認為自己比那班禦用文人，文才要高，學問要大，資格要老，聲望要好，隻有他才應該被恭請到京城，一頂青衣小轎，從東華門抬進，直到乾清宮禦書房坐下來，與皇帝指點文學，揮斥作家。可是這座位由別人坐了，隻好作東籬種菊、悠然南山狀了。禦用文人由於太靠近皇帝的緣故，容易得到別的作家難以得到的那些榮譽聲名，權勢金錢。因此，得不到的作家於是乎很生氣，或者生悶氣。“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自戀自虐之餘，抽不冷子金剛怒目，也是應該能夠理解的。
禦用文人不招人待見的方麵，也是令同行頗為齒冷的，就是他有機會在皇帝耳邊嚼舌頭根，或者參奏哪位作家一本，或者密報作家可疑動向之類，深文周納，是叫人吃不了兜著走的。清代很多文人“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一道查抄聖旨下，合家合戶充軍發配，罰往烏蘇裏台給披甲人為奴，都是這些禦用文人，給皇帝舉報的結果。因為要在字裏行間挑起毛病來，同行最是行家裏手。
宋代的蘇東坡，這位大師由於反對新政，被擠出了京城，一度在湖州做地方官。但那些圍在皇帝身邊的三四流文人，仍不肯放過他，雞蛋裏挑骨頭，還在找碴。這也是小文人被大師壓得喘不過氣來時的逆反心態。一旦文學上無力一較短長，就依靠政治優勢來收拾對手。而最厲害的栽贓誣陷，莫過於告他反皇帝了，那可是置人於死地的絕招。由於蘇東坡的一首詠老柏的七律“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一幫人串起來告到皇帝那裏，硬誣他是在詆毀宋神宗。此類手法雖然笨拙，但卻從古至今，盛行不衰。盡管呆傻兒當皇帝者不少，不過這位皇帝還不算十分白癡，他還能和那些禦用文人辯爭：“蘇軾寫的是古柏，與朕何幹？”有一個叫王珪的老文人兼近臣，叩頭撞階，說：“龍即陛下，陛下即龍，這種心懷歹毒的形容是大不敬的呀！”於是一封詔書，將東坡先生從湖州遞解回開封，關進大獄。然後組織專案班子，把這位大師的作品，一一過篩。文人整文人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往政治上拉，上綱上線，無所不用其極，這時候倒一點不講文學規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