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約在樣板戲紅火前，有過《紅燈照》這樣一出舞劇，不知為什麼未能流傳下來？可是舞台上手持紅燈的義和團女戰士，那亮麗英武形象，至今記憶猶新。顯然，編導的創意，是從毛主席詩“不愛紅裝愛武裝”而來，著重表現紅燈照的“颯爽英姿”。最攝人心魄的，莫過於她們纏在頭上的紅色綃巾，飄舞起來，頗似一團烈火，更增添了幾分嫵媚，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腰圍紅帶，頭裹紅帕，是義和團的革命性標誌裝束。據《庚子拳變記日要錄》載，1900年6月13日，也就是光緒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的傍晚，“外匪蜂屯阜城門外，門官不敢放入，而內匪喧嘩迎接，老團載瀾飭令開城，當夜即焚燒西城教堂數處”。這一天，是義和團達到鼎盛的日子，也是迅速走向敗亡的日子。如果這些農民知道最終以頭顱和鮮血，不過是維持西太後的統治而已，也許就不那麼急切地要求進城了，而若不進城，不那麼快變質，說不定會是另外一個結局。
那位管城的軍官所以未敢開城，拿今天的話說，因為很多人並沒有按義和團的規定，統一著裝，這說明革命形勢發展得太快，一部分團勇甚至來不及配備紅帕紅帶，或更多的也許本非義和團，隻不過隨著進城來看熱鬧的郊縣鄉民，哪裏想到找一塊紅布裹在頭上。
載瀾是滿清宗室中支持義和團的鐵杆分子，最後被充軍到新疆終身監禁。當時他之所以敢讓門官掏鑰匙開門，因為慈禧太後終於下了決心，要依靠義和團了。從這一天起，京城內外，成了紅色頭帕飄揚的世界。
大凡革命潮流狂飆突起的時候，總是一個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局麵，既有自覺的、真正的、誠心誠意的革命者，也有被裹脅的、隨大流的、起哄架秧子的，乘機撈一把的革命者，更有實質上的偽革命和反革命的革命者，這都是很正常的現象。所以，用一種標誌性的裝束，以區別於老百姓和敵對陣營，便十分必要。
漢末的張角起義，所以被官方稱之為“黃巾賊”，就因為他們頭披黃布；清末的太平天國，所以被老百姓稱之為“長毛”，就因為他們都留長發。外國也如此，當然這是比較反麵的例子。美國三K黨進行殘害黑人的罪惡活動時，也穿起那白色的蒙頭白袍；希特勒在慕尼黑小酒吧喝得醉醺醺地要成立納粹黨時，黨員一律穿咖啡式外套，於是也被稱作“褐衫黨”。
這倒是推銷積壓商品的好機會，一百年前，義和團的“或腰紅帶，或蒙紅巾”，肯定會將前門外八大祥店裏的紅布紅綢，搶售一罄。二十年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波瀾壯闊，紅衛兵，兵必一箍；造反派，派必一旗，商店裏的紅布也曾供不應求過的，自然也是這種風氣流傳或影響所及了。中國人之大呼窿，一窩蜂，也真是厲害，有一陣子，泡紅茶菌，商店裏買不到大口瓶罐；有一陣子，注公雞血，菜市場裏連雞毛都不見；全國每天有七千萬人練氣功，這都應該申請上吉尼斯世界紀錄的。
那時，我在一座邊遠的小縣城勞動改造，不但紅布脫銷，因為寫大字報，最後連墨汁、毛筆、紙張也緊俏得不得了，不得不開上大卡車，到省城去采購。凡狂飆突起之日，也必是浪漫主義風行之時，學生可以不上學，工人可以不上班，大串聯可以免費坐火車，隻那麼一逛，到哪兒都可以像和尚掛單一樣，吃飯免費，住房免費，這等便宜事，天底下到哪裏去找？這種革命的浪漫，在李自成進北京城後，也曾出現過的，他答應他的戰士進城以後，天天過年，頓頓餃子，於是，整個北京城在剁餡，在擀皮，真正體現“迎闖王，不納糧”的節日般的快樂。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大地上也達到了“人民大眾開心之日”的境界，那時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一有精神，二有時間，三有公家大把大把的鈔票。一夜之間，紅海洋、語錄歌、樣板戲、紅寶書排山倒海，鋪天蓋地而來，也就不奇怪了。無妨這樣推想，二十世紀初北京城裏的革命氣氛，諒不會比《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後，差到哪裏去。那些頭裹紅帕的義和團和臂纏紅箍的紅衛兵，心情是差不離的，都處於興奮、衝動、手癢癢、神經質的狀態之中，洋溢著幸福感、自豪感、主人公感和重任在肩感。當然，也少不了那種昏頭漲腦，不知所以，類似範進中舉的感覺，因為他們連自己也搞不明白，怎麼突然抖了起來。
由於義和團和紅衛兵一樣，是由無數分散的小單位構成，各有地盤，各自為政，義和團的頭領叫大師兄，紅衛兵的領導叫勤務員，這類莫名其妙的頭銜，注定是誰也不買誰的賬，誰也不會聽誰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成事，看來，還是政治家老謀深算，讓這些造反者鬧，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但不能讓他們成勢，成立全國性的統一組織。因此，義和團從頭到尾，是一群無絕對權威，無領袖人物，無組織係統，也無理論綱領的烏合之眾，一盤散沙，果然，紅衛兵下鄉，義和團失敗。
紅衛兵至少可以有機會到天安門接受紅司令的檢閱，義和團始終不被西太後看重，她從來也不想作為他們的精神領袖。雖然13日準許他們進城，承認為合法組織，但24小時後又變了卦，下令嚴懲不貸，解散義和團，15日火速調鎮壓義和團的幹將李鴻章、袁世凱入衛。而且，就在義和團戰士攻打交民巷，血肉橫飛，屍積街巷之際，慈禧還派人以她的名義，往各使館裏送餑餑、香糕、驢打滾、沙其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