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相信而且尊重他後來的懺悔之“苦”，但不大相信甚至鄙薄他所誇飾的遭際之“苦”。滿清入關，改朝換代，攻城略地的屠殺，鐵騎踐踏的血腥，文化鉗製的強暴，予取予奪的恐懼，是每個老百姓都難逃脫的痛苦，非獨吳梅村一人。他所以特別強調這一點，我認為，在他的潛意識中，有一種努力為自己辯白的欲望，表現出來，便是喋喋不休的訴苦。
後來人常常不理解，人稱吳太史的這樣一位文學大師，睿智學者，聰明透頂的人，為什麼不能像顧炎武、黃宗羲那樣埋名隱居，堅拒不就？為什麼不能像陳子龍、夏完淳那樣寧死不降，舍身成仁？最不濟，也可以學王夫之那樣，作《惜發賦》，存明代衣冠，逃到湘西大山裏潛心讀書。
說說是容易的，要做到，可就相當相當的難了。
直到我當了“右派”，我才懂得，中國知識分子中間，強者太少，而弱者太多。你可以這樣高標準地要求吳梅村，但他願意跪下來求生，而不想站著取死，那你也隻好抱憾。
一位研究吳梅村的日本學者安積信，就十分為這位大師惋惜：“第梅村受知於莊烈帝，南宮首策，蓮燭賜婚，不十年累遷至宮詹學士，負海內重名久矣。當都城失守，帝殉社稷時，不能與陳臥子、黃蘊生諸賢致命遂誌，又不能與顧亭林、紀伯紫諸子自放山林之間，委蛇伏遊，遂事二朝，是則不若尚書（王阮亭）之峻整，隨園之清高遠矣。向使梅村能取義成仁，或隱身岩穴間，其節概文章，皆足以為後學標準，而天下所推為一代冠冕者，亦將不在阮亭而在梅村矣，豈不尤可惜哉？”（見清人方浚師所著《蕉軒隨錄》）
安積信先生不了解中國文人向來崇奉“好死不如賴活著”的哲學，與他們日本國動不動切腹自殺的武士道精神，是毫無共同點的。且不論切腹這舉動本身的正確與否，但對死亡毫無畏懼的堅強，與但求苟且偷生的軟弱，是存在著天壤之別的。
吳梅村性格軟弱，可入世之心甚重，吳梅村身體脆弱，可虛榮之念更強。但文學大師的聲名，複社宗主的威權，領袖群倫的欲念，一代良知的眾望，都是他對自己的目標期許，是舍不得放棄的，正是這些浮華，他既不能“取義成仁”，更不能“隱身岩穴”，怎麼辦，隻有成為“忍死偷生廿載餘”的“兩截人”的一條路可走。
吳梅村的故事講到這裏，對他一生起到了重要影響的兩個人，就該出場了。
一位是他的老師張溥，一位是他的親家陳之遴，前者使他卷入了明崇禎朝的黨爭，後者使他接受了清順治朝的征召。這雖是兩起相隔多年，毫不搭界的事件，但就吳梅村個人而言，四十多歲時的仕清三年，正是他二十多歲時介入黨爭的必然結果。
如果說，中國的政治家，有附庸風雅的嗜好，那麼，中國的風雅文人，也多具有附庸政治的興致。張溥為文學家，我記得舊時中學國文課本中，就選有他的《五人墓碑記》，那是一篇相當激昂慷慨的散文。但他更願意附庸政治，要當一個政治活動家。崇禎初年，清除閹黨，昭雪東林，言路放寬，政策鬆動，給了知識分子一點自由，張溥利用這個機會，成立“複社”，議論朝政，針砭時弊，雌黃人物，評斷是非，儼然有點反對黨的味道。
一般來說，文人玩不得政治，即使像張溥這樣還玩出一點氣候者，最後也以栽跟頭而告終，甚至死了也沒放過他。他不明白，皇帝隻是在需要知識分子出聲的時候，你可以出聲，當他不需要你時，你最好閉緊嘴巴，別討沒趣。曆史上那些掉了腦袋的文人，很多都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以為皇帝多麼愛他，而發出聲音的結果。
張溥把複社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這位弟子身上，而吳梅村也被老師的熱忱所推動，一是年輕，二是憂國憂民，三是士大夫要為天下先的精神，很快進入狀況，站在了朝廷中派係鬥爭的第一線。說實在的，他遠不是鬥士，而且也做不來鬥士，可是，成功太快，頭腦膨脹，難免虛火上升；眾人攛掇，高帽戴上，也就衝動行事。少年氣盛的他，一瞬間竟以為自己果然是鬥士了。上書陳詞，麵折廷爭，甚至借著崇禎召對的機會，“進端本澄源之論”，將政敵狠狠告了一狀。據說，他那一番聲情俱茂的廷上陳述，大有文明戲中言論小生的慷慨激昂勁頭，把小他一歲的崇禎帝，聽得入神，為之動容。
知識分子以求自由為己任，自由來了以後，往往得寸進尺，要求獲得更大程度的自由。可皇帝不是慈善家，這隻手給你自由的時候，另外一隻手也就準備著收回自由。更何況朱由檢是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的人呢！接著，吳梅村從“複社”被猜疑，張溥被檢控，黃道周被貶謫，楊廷麟被外放……風聲鶴唳，山雨欲來之勢，預感到九朝門內，天子腳下，不是他呆的地方。本不是鬥士的他，幹脆當逃兵，撤了。
於是，到南京雞籠山，就國子監司業的那份閑差，雖是冷板凳，但離開了京城的險惡漩渦，至少晚上能睡個安生覺。
他事後一首《送何省齋》五言古詩寫道：“……夜半話掛冠，明日扁舟係。問餘當時年，三十甫過二。采藥尋名山，筋力正強濟。濯足滄浪流，白雲養身世。長放萬裏心，拔腳風塵際。”這似乎還有炫耀其覺悟不晚之意，其實，“拔腳”，即北京話的“撒丫子”，撇開“風塵”中的並肩戰友，單獨開溜，好像並不值得光彩的。
我一直在猜想，放他走，應該是崇禎的決策。按朱由檢一向對他的器識，會將他留在京城任用的。但在收拾了好幾個“複社”同黨後，居然沒有對他采取措施，而且，另辟出路，使其擺脫困境。我總感覺到，這種獨獨賜予他的人情味的關照，很可能是1610年出生的朱由檢，對1609年出生的吳梅村，存在著一種同齡人的惺惺相惜的情感。
類似這樣的蒙受“天恩”，已經不止一次令他感恩戴德了。崇禎四年會試，所引發的科場糾紛，是這位年輕皇帝親自排解的。禦筆在試卷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詭靡”八個字，認為他的文章很“主旋律”的，這一句“天語褒揚”，定了調子，反對派再也不敢放一個屁。隨後，又賜這個新科榜眼，“馳節還裏門”，合巹完婚，那簡直是傾動江南的一場婚禮。九年，被任命為湖廣鄉試主考，那時他僅二十八歲，可見其受信任的程度。十年，被命為東宮講讀，這是要在將來派大用場的儒學之士，才能坐上的位置。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就讀於文華殿，崇禎帝臨現場視學，親自垂問《尚書》大義，講畢，獲賜“龍團月片，甘瓜脆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