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張居正，馬上就會想到他在明代後期所推行的改革。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湖北江陵人。作為明神宗朱翊鈞的首輔，達十年之久，是個有作為、具謀略、通權術的大政治家。張居正的改革，了不起，我打心眼裏佩服他；但對他這種太厲害的人，絕無好感。凡強人，都具有一點使人討厭的“侵略性”，他總要求你如何如何，而你不能希望他如何如何，大樹底下不長草，最好敬而遠之。
明代不設宰相，朱元璋定下的規矩。這位獨裁者要求高度集權，隻挑幾個大學士為其輔佐。在這些人中間，指定一個小組長，就是“首輔”。說到底，首輔其實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或首相。而張居正，是明代曆朝中最具強勢的首輔，在任期間，擁有說一不二的權力；因為朱翊鈞十歲登基，相當一個高小五年級生，對於這位嚴肅的老師，敬畏之餘，言聽計從，是可想而知的。
記不得在哪兒看過這位改革家的肖像，是個不苟言笑，臉色陰鷙，目光嚴厲，神情冷峻的正人君子，大概沒人敢對他說一聲不，除非你不要命。但他在自家的府邸裏，與他極鍾愛、極標致的小娘子們，風流纏綿的時候，是不是也板著麵孔，讓美人兒也望而生畏呢？史無記載，就不敢懸擬了。
一般來講，在中國，改革者取得成功，至少要具備下列三要素：
一，支持他進行改革的力量，必須足夠強大，不至於輕易被扼殺；
二，推行改革的過程中，會有阻難，不至於難到進行不下去，半路上夭折；
三，改革者的道德品質即使有非議之處，不至於成為反對派使其落馬的借口。
時下國產的電視連續劇，差不多以此為金科玉律，來寫改革的。其實，真實生活遠非如此，不是驚濤駭浪，艱難險阻，就是功虧一簣，全軍覆沒。哪像作家和編導所設想的，高峰護駕，破關斬將，美人青睞，春風得意，魚與熊掌兼得呢？中國曆史上的改革者，十有九個都很命苦，得好果子吃者不多。也許張居正是惟一的幸運者，至少在他活著時，他讓別人吃苦頭，自己從沒吃過任何苦頭。倒黴，是他進了棺材以後的事。
我所以說他了不起，就因為張江陵是中國惟一沒有什麼阻難，順風順水的改革家。
他之沒吃苦頭，由於皇帝支持，而皇帝支持，又是皇太後和大內總管聯手的結果。有這樣三位一體的後台，他有什麼怕的，願意怎麼幹就怎麼幹。當然，不可能沒有政敵，更不可能沒有政治上的小人，但張居正是縱橫捭闔的九段高手，在政壇上所向披靡，誰也不堪一擊。小人，他更不在乎，因為他也是相當程度上的小人。
隻有一次，他一生也就碰到這麼一次，坐了點蠟，有點尷尬。因為其父死後，他若奔喪回去，丁憂三年，不但改革大業要泡湯，連他自己的相位能否保住，都成問題，便諷示皇帝下令“奪情”，遂引發出來一場麵折廷爭的軒然大波，使心虛理虧的他，多少有些招架不住。最後他急了，又借皇帝的手，把這些搗亂分子推出午門外，按在地上打屁股，用“廷杖”強行鎮壓了下去。
第一個屁股打得皮開肉綻，第二個屁股就會瑟縮顫抖，第三個屁股必然腳底板抹油開溜。他懂得，製造恐懼，從來是統治者最有效的威懾手段。操切專擅的張居正，把反對派整得老老實實，服服帖帖。他是個精通統治術的政治家，也是個冷麵無情的政治家，為了目的，他敢於不擇手段。
《明史》作者不得不認可他凶，認可他行，認可他有辦法。“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雖萬裏之遙，朝下而夕奉行……自是……政體為肅。”他所以要鎮壓反對派，是為了營造出推動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的大環境，加之“通識時變，勇於任事……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曜之操，幾於震主”。所以，在其手握極權的十年間，說張居正在統治著大明王朝，不算誇飾之詞。他曾經私下裏自詡：我不是“輔”，而是“攝”，休看這一字之差，表明他深知自己所擁有的政治能量。
張居正穩居權力巔峰時，連萬曆也得視其臉色行事，這位年輕皇帝，隻有加入與太後、首席大璫馮保組成的鐵三角，悉力支持張居正。如此一來，宮廷內外，朝野上下，首輔還用得著在乎任何人嗎？
眾望所歸的海瑞，大家期待委以重任，以挽救日見頹靡的世道人心，張居正置若罔聞，將其冷藏起來。文壇泰鬥王世貞，與張同科出身，一齊考中進士，很巴結這位首輔，極想進入中樞，他婉拒了：“吳幹越鉤，輕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勸他還是寫他的錦繡文字去也了。與李贄齊名的何心隱，隻是跟他齟齬了兩句，後來，他發達了，他的黨羽到底找了個借口，將何心隱收拾掉以討他歡心，他也不覺不妥而心安理得。
所以，張居正毫無顧忌，放開手腳，對從頭爛到腳的大明王朝，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他最為人稱道的大舉措，就是動員了朝野的大批人馬，撤掉了不力的辦事官員，鎮壓了反抗的地主豪強，剝奪了抵製的貴族特權，為推廣“一條鞭法”，在全國範圍內雷厲風行，一畝地一畝地的進行丈量。在一個效率奇低的封建社會裏，在一個因循守舊的官僚體製中，他鍥而不舍地調查了數年，立竿見影，收到實效，到底將繳賦納稅的大明王朝家底，摸得清清楚楚，實在是亙古未有的壯舉。
《廣陽雜記》載：“蔡瞻岷曰：‘治天下必用申韓，守天下必用黃老……明隻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隻一相，張居正是也。’”可見世人對其評價之高。這項大清查運動，始終是史書肯定的大手筆。我一直想，張居正不死得那麼早，再給他十年、二十年，將其改革進行到底，而且，萬曆未長到三十歲前，他還得輔政——這是太後的懿旨，或許中國將和歐洲老牌帝國如西班牙，如葡萄牙，如英吉利，在14世紀進入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也未可知。
我們從淩濛初的初刻、二刻《拍案驚奇》，就會發現其描寫對象，已從傳統的農耕社會，轉移到城市，市井階層和商人成為主角。這說明世界在變的同時，中國也在變，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已經形成。然而，張居正的改革失敗，錯過了一次曆史的轉型期。
想到這裏，不禁為張居正一歎，也為中國的命運一歎！
張居正一直清查到萬曆八年（1580），才得到了勘實的結果：天下田數為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十五年（1502）增加納稅田畝近三百萬頃。這數字實在太驚人了，約計為二億八千萬畝的田地，竟成了地主豪強、王公貴族所強占隱漏，而逃避賦役的黑洞。經過這一次徹底清查，“小民稅存而產去，大戶有田而無糧”的現象，得以基本改變，整個國家的收入，陡增幾近一點五倍。
改革是一柄雙刃劍，成功的同時，張居正開罪的特權階層，觸犯的既得利益集團，統統成了他不共戴天的對立麵。所以，他死後垮台，牆倒眾人推，落井下石，如同雪崩式的不可收拾，這大概也是所有改革家都得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