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曆史稍有所知的人，都會知道司馬遷這個名字；而知道司馬遷是位曆史學家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因替李陵敗降匈奴事辯解，觸怒漢武帝下獄，受“宮”刑，然後於汙穢肮髒之中死去的故事。
“宮”，即是去勢。司馬遷可算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國文人中，一個很特別的例子，恐怕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的惟一。
“宮”和去勢，是一回事，但性質有所不同。“宮”是刑法。去勢，在有皇帝的年代裏，是當太監的首要條件。若不想當，也就不必去勢。當然也有或被父母鬻賣，或因生活無著而淨身入宮，不無被迫的個例。但大多數被閹者，甘願去勢，是作為謀生手段，求得進宮。因此，這班人對於不男不女的第三性狀態，較少屈辱感。而且一旦成為太監，生活在無數已將“那話兒”連根切掉的人中間，大家彼此彼此，誰也不可能笑話誰，褲襠裏有沒有那個玩意兒，便是無所謂的事了。
太監這行業，不僅中國有過，外國也有過的。如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如克勞狄、尼祿、維特利烏斯和提圖斯等羅馬諸帝，如其後的拜占庭帝國諸帝、奧斯曼帝國諸帝，都曾在後宮使用割掉生殖器的男人，以供役使。中國明代，大概是曆史上破紀錄使用宦官的帝國，故有“十萬太監亡大明”這一說。任何朝代，太監或類似太監的人多了，都不是好事。
由於宦官有太多的機會接近帝王後妃，容易獲得寵幸；加之閹人的變態性心理，嫉妒一切正常的人，便是他們的仇恨準則。因此，一部“二十四史”，讀來讀去，凡太監，都不是好東西。至少，好東西極少極少，所以，對這卑汙齷齪者多、陰暗險惡者眾的一群，統統蔑稱之為“閹豎”，倒也合適。
但司馬遷之被“宮”，與“閹豎”的去勢，截然不同。老實說，曆代皇帝收拾文人，手都不軟，什麼毒辣殘忍的法子沒有使用過呢？但把文人××連根端掉者，劉徹是獨一份。那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文人之受屈辱者，莫過於此。
“宮”刑，在中國，盛行於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初期，以閹割或損壞男女生殖器官，旨在使其餘生在屈辱中度過。漢武帝異想天開，在“刑不上大夫”的年代裏，他不殺頭，也不判刑，更不戴上什麼分子的帽子，而是采用“宮”刑，來對付他的國史館館長、國家圖書館館長，使其喪失作為一個男人的尊嚴，既活不下去，也死不成。這一招，實在可謂既惡且損，加之下流下作。
這奇恥大辱對司馬遷來說，“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嚐不發背沾衣也”。一位“英明”之主，竟對文人進行如此卑劣的報複，簡直使我們這個具有悠久文明的中華民族，為之蒙羞。古代洋人的酷刑，能夠將耶穌在十字架上釘死，能夠將聖女貞德，將布魯諾在火堆上燒死，憤怒的革命群眾，甚至將路易十六夫婦送上斷頭台一一鍘死，不可謂不恐怖；在莎士比亞時代，人犯的腦袋，也有割下來掛在倫敦塔橋上示眾的，其殘忍可想而知。但像劉徹用“宮”刑對付一個文人，對付一個埋頭在簡牘中閱讀曆史的學者，這是世所罕見的無恥行徑。
每讀毛主席《沁園春》詞中“秦皇漢武，略輸文采”這一句，我總會想起漢武帝“宮”司馬遷這件丟中國人臉的事情，虧他做得出來，下得去手。我始終想，問題恐怕就出在這句“略輸文采”上。要是像他那老祖宗劉邦，雖能吼出兩句“大風起兮雲飛揚”，可這位亭長從不以詩人自居，無論司馬遷說長道短，根本不甩儒生的漢高祖，至多當他放屁，不當一回事的。而漢武帝，詩詞歌賦都來得，雖“略輸”，還有點“文采”，這一有，就壞菜，他把自己看作文人，按文人行事。同行之間，免不了計較，就要關心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就要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了。而且，有權的文人，嫉妒起來，往往不擇手段。“宮”你一下，又何妨？所以，碰上一個有文采的皇帝，哪怕“略輸”一點，絕不是什麼值得文人大眾高興的事情。
司馬遷書讀多了，有點呆氣，他為什麼不想想，同姓司馬，那個司馬相如被欣然接受，這個司馬遷卻被斷然拒絕呢？難道還不足以總結出一點經驗，學一點乖嗎？這就不妨打油一首了：“彼馬善拍馬，吃香又喝辣，此馬講真話，隻有割××。”為那張按捺不住的嘴，付出××被劁的代價，真是太不劃算了。
《漢書·司馬遷傳》認為：“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這意思就是說：若是司馬遷能夠“明哲”的話，也許可以“保身”，具體一點，可以保住那命根子。但他心血來潮，跳出來為李陵主持公道，招來了這場沒頂（卵？）之災。
不過，要一個具有責任感、使命感，特別是這位太史令，還多一份曆史感的文人，讓他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讓他對帝國的千瘡百孔閉上眼睛，讓他在這位年近六十花甲，做了四十多年皇帝的漢武帝麵前，裝聾作啞，那是不可能的。
“宮”司馬遷的天漢二年，大漢王朝的日子不甚好過，大麵上的風光依舊，內囊早盡了。由於曆年來徭役兵役不斷，狂征暴斂，人民負擔沉重，大批農民不得不離開土地，奔走流亡。這一年，齊、楚、燕、趙和南陽等地相繼發生農民起義，來勢甚凶。所有這些敗象，都是劉徹隨著年事的增高，“英明”一天天少下去，不英明一天天多起來的必然結果。
孟德斯鳩說過：每個被授予權力的人，都易於濫用權力，並且將他的權力用到極限。康德也說過：掌握權力就不可避免地敗壞理性的自由判斷。意大利哲人馬基雅維利說得更幹脆：久握權力，必致腐化。這也是所有長期執政的統治者，在其晚年，難以逃脫的失敗命運。
劉徹哪能例外？到了晚年，除了封禪巡幸，敬神祀鬼，便是好大喜功，大興土木，與所有老年統治者一樣，最後必成為一個悖謬顛錯的老糊塗。司馬遷還以為他是當年意氣風發的“英主”，居然天真爛漫地“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要為李陵敗降慷慨陳詞。
其實子承父業繼任太史令的他，在國史館裏，早九晚五，當上班族，何等愜意！翻那甲骨，讀那竹簡，渴了，有女秘書給你沏茶，餓了，有勤務員給你打飯。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戰國，下至陳勝吳廣、楚漢相爭，那堆積如山的古籍，足夠他白首窮經，研究到老，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親非故，“趨舍異路”，不相來往，更不曾“銜杯酒，接殷勤之歡”，有過私下的友誼。用得著你狗拿耗子，多管閑事嗎？但是，知識分子的通病，總是高看自己，總覺得他是人物，總是不甘寂寞，有一種表演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