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自明初方孝孺被誅十族以後，再也沒有一個知識分子以死報君了。
從此以後的中國人，為主義赴死者，有；為真理犧牲者，有；為情人割腕切脈者，有；甚至，為賭一個什麼東道以生命下注者，有，但是，在最高層麵的權力鬥爭中，像方孝孺這樣傻不唧唧地去為一個背時的皇帝獻出老命者，是不會有了。不是士不肯為知己者死，從此狡猾，也不是以死來一報知己的價值觀，從此絕跡，而是在統治者無休無止的奪權遊戲中，為失敗者殉葬的愚蠢行為，已為智者所不取。
皇帝死了還會有皇帝，而腦袋掉了卻不會再長出一個來。隨後的士大夫，漸漸地聰明起來。陪你玩，可以；陪你死，則決不幹了。為爭權奪位的統治者火中取栗，犯不著，弄不好會燙傷自家的爪子，而最後坐在龍椅上剝吃糖炒栗子的那位，未必會賜你幾粒嚐嚐。於是，做出慷慨激昂者，有之；喊出誓死捍衛者，有之。而為了效忠，甘心陪葬，找來一根繩子勒死自己，或者喝下一碗鴆汁毒殺自己，如此這般的傻瓜，就不多見了。
雖然，由明而清的文字獄迫害，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總是淒風苦雨，如肉俎上，不怎麼見好，但命運盡管不濟，生命力倒是十分頑強。就像東北地區那種叫做“死不了”的植物，看似一段死氣沉沉的枯木朽枝，隻要稍沾一點水，就會透出一線生機，隔不數日，居然青枝綠葉，甚至還能開出一兩朵小小的花來。所以，對“士”而言，即或是苟且的活，也要活下來，絕不去壯烈。
最近的例子，莫過於記憶猶新的“文革”了。在狂飆突起，橫掃一切的日子裏，被批鬥，被打倒，被噴氣式，被關進牛棚，被踏上千萬隻腳的知識分子，若是按照古訓“士可殺而不可辱”的原則，死一千次都足夠足夠，但很少有人抱著王國維“義無再辱”的精神去跳昆明湖。北大清華，離頤和園多近，沒有一位教授學者權威泰鬥，敢步觀堂先生後塵的。幾乎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士”，也就是絕大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可以承認自己死有餘辜，罪該萬死，可以趴在地上磕頭討饒，祈求恩典，可以千遍萬遍地深刻檢查，痛哭流涕，就是不可以“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地一死了之。
有什麼辦法呢？軟雞蛋也是有它賴以保全的生存哲學。那時，作為牛鬼蛇神的我，心裏也是這樣想的：不錯，你偉大，但你總有死尿的一天；不錯，我偉小，可也許會活得比你長久。所以，在十年（對我來講，還得加上十年）的比拚過程中，很多人都抱著這樣的宗旨：我要倒下，就是人家看著我死，而我不倒，那就有可能看著別人死。為這一天，為這一刻，無論如何得想方設法活下來，哪怕當癩皮狗，哪怕當三孫子，也在所不惜。
現在，回過頭去看我們那段苟延殘喘的曆史，既不必為之感到羞愧，也不必以此為本錢，喋喋不休，沒完沒了，好像逮到了一個有把的燒餅，那可就是當真的發賤了。應該說，正是這種大家並未相約、共求不死的信念，加之“螻蟻尚且貪生”的本能，十年過後，統計下來，除一兩位、兩三位，實在熬不過來外，都奇跡似的挺了過來。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作俑者，恐怕始料未及的，乘興而來，敗興而去，最後落一個死的死、亡的亡、抓的抓、關的關的結果。於是應了一句“笑到最後，才是真笑”的法國諺語，修理人者未能笑到底，於是，隻好讓被修理者笑了。
我記得，七十年代末，一次全國性的文藝界大聚會，在人民大會堂，許多被整得九死一生者，劫後重逢，發現不但自己活著，別人也一個個都活著，那額手相慶的場麵，雖有點滑稽，但足以說明“好死不如賴活著”的生存哲學，不但是明清之際“士”的立身之本，也是後來的知識分子在各項政治運動中的不倒之術。事實證明，對於士大夫的修理，雖然見效一時，而無恒久的功能。從長遠的曆史角度來看，最後綁在恥辱柱上的，常常是貌似強大的修理人者，而非軟雞蛋式的被修理者。
所以，商末孤竹國的伯夷叔齊，恥不食周粟，餓死在首陽山。雖然在正史上，是以肯定的口氣來敘述這哥兒倆的原則立場，但這種其實是挺傻帽的行為，在後來的知識分子眼裏，是不以為然的。隻有那些非常一根筋，特別認死理的“士”，才認定天底下都像華山那樣，隻有一條路好走。方孝孺，恐怕是中國最後一位伯夷、叔齊式的知識分子。他，隻有選擇死之一途。
其實，就在方孝孺的明代，讀書人也並不那麼傻了。朱由檢在景山上吊，陪他死的隻是貼身太監，沒有一位知識分子為之殉難。那個錢謙益本來想跳水赴死，效忠崇禎的，可是一摸湖水太涼，就不想成仁了。那個龔鼎孳也想以一死回報君王，可是想到漂亮的小老婆馬上要被別人摟著，便打消死節的念頭。所以，方孝孺在朱棣攻下南京、建文帝自焚以後，惟求速死，在這兩位江左名流眼裏，自是不識時宜的方巾迂腐了。
因為，他本可以不死，有一個叫道衍的和尚，很為他在朱棣麵前說了情。
“先是，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頷之。”（《明史·方孝孺傳》）
這個保方孝孺的姚廣孝，可不是凡人。燕王朱棣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奪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某種程度上說，這個和尚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他對於朱棣來講，遠不是一個普通的軍師或者謀士這樣的角色，說他是朱棣這次靖難之役的總智囊、總策劃，也不為過分。
據明人筆記《革除逸史》載：朱到南京後，“未幾，獲文學博士方孝孺，上欲用之，示其意，執不從，遂就刑”，看來，朱的確打算放對方一馬，甚至，還想重用的。所以，很給大儒一點麵子，召至帝座跟前，下榻握手，捧茶延坐，商量起草登基詔書事宜。朱棣本有乃父朱元璋的流氓氣，但此刻依舊以國師之禮待方，顯然，姚廣孝的話，是相當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