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蘇軾，是位天生的樂觀主義者，他倒沒有太多往這方麵想，因為他心裏有底。治平二年學士館試策後，入直史館，是宋英宗趙曙的特意安排。按皇上的意思，“即欲便授製誥”，要重用和大用，被宰相韓琦攔住了，認為拔擢過快對年輕幹部不利。宋英宗讓了一步：“知製誥既未可，且與修起居注，可乎？”韓琦還是不同意：“記注與製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為晚。”所以，蘇在史館中，實際是接受皇帝差遣的貼身秘書，屬於能夠出入內廷的特殊人物。因此，握有出入內廷腰牌的他，才不在乎別人借丁憂之事來擠對他。
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的七月，正式除喪，在原籍又滯留到這年的十月，才動身回京。一是他入直史館，在別人眼睛裏看來的良好前景，二是他詩詞文章，在別人心目中留下的響亮名聲，如此一個紅人，一個名人，走到哪裏，會少了舊雨新知的迎來送往呢？何況蘇東坡又特別地愛吃這一套，受用這一套呢？就像如今那些大紅大紫的文化明星，到處招搖，騙吃騙喝，快活得不行一樣，渾身上下，每個細胞都處於亢奮狀態。再加之粉絲的包圍，慕名者的崇拜，狗仔隊的跟蹤，那感覺真是好極了。所以，這次行程，走的是陸路，本想圖快一點的，但應接不暇的他，竟“優哉遊哉”地逛了四個多月，直逛到熙寧二年的二月，才回到京師汴梁。他的一行車騎，滿載著朋友的饋贈，沿途的特產，在其開封寓所南園的院前停下，尚未完全卸下，估計他的家人，他的親友，馬上就會告訴他離京三年期間，在首都發生的大事小情。雖然，千頭萬緒，說來話長，但總結起來，無非四條：一、英宗死了，二、神宗接位，三、王安石來了，四、馬上實行變法。這四大變化，讓蘇東坡有兜頭一棍之感，心底裏多少有點發毛。
南宋人李燾，用力四十年，據第一手資料，也就是帝王的起居注，著《續資治通鑒長編》。不知為什麼，獨缺神宗熙寧二年的這一卷。因此，蘇軾回到都城，循例請求複職的報告，遞上去以後，遲遲不見複文，在此書中找不到任何記載。在元人脫脫主編的《宋史·蘇軾傳》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也看不出什麼周章。不過，從他一封給友人子明的信中：“軾二月中，授官告院，頗甚優閑，便於懶拙。”可想而知，蘇軾的職務雖然恢複，薪俸如數照領，但三年前那樣進出掖庭，奉承聖意，或草詔書，或擬敕令，時刻待詔於英宗陛下的榮幸和特權，隨著大行皇帝而一去不再。這種“優閑”、“懶拙”的牢騷，反映出他交出腰牌的失落感，看出他遠離天顏的鬧心程度。
在所有的帝國體製裏，上至王公大臣、皇後貴妃，下至百宮佐僚，太監宮婢，能夠得到帝王寵幸者，無不費盡心思固寵，無不竭盡全力排他，讓皇帝老子永遠愛他，而且隻愛他一個。在當代社會裏，哪怕一個科長，一個村長，一個小老板，一個下三爛的評論家，都會有他們的親信、馬仔、跟屁蟲和狗腿子的。一個個也是虎視眈眈，生怕別人擠進來的。王安石是偉人，這一點，毫無疑問，然而，偉人也是人，他怎麼能夠允許蘇軾進入神宗的視線之中呢？第一，此人年紀輕；第二，此人名聲大；第三，此人在朝野的朋友多；而王安石更為在意的，是第四，也是最主要的，他覺得這位後起之秀，有點輕狂，有點囂張，若是給他出入宮禁的方便，若是給他左右天聰的機會，能指望這個在學問上看不起自己，在文學上勝過了自己的蘇東坡，對他的改革，對他的變法，唱讚美詩麼？
那年，蘇東坡三十四歲，王安石五十一歲，相當今天80後作家與知青代作家的年齡差距，按理說，基本不搭界，也就不會太計較。可是，從二月起，宋神宗幾乎將整個大宋王朝，托付給這位改革家，由著他大展拳腳。值此權高位重，如日中天之際，可以想象他很忌諱他與神宗皇帝之間，出現第三者的。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安石，應該是一個高明的謀略家，精明的權術家才是，衝他把蘇東坡放在心上，證明他還不完全是。因此，他首先介意的是與他平級而且資深的司馬光，其次是韓琦、富弼、文彥博這些曾作過“平章事”，也就是相當於宰相或副宰相的重臣，至於歐陽修，至於蘇東坡、自鄶之下，統統不在他的眼中才對。蘇軾若放在今天，其地位，充其量不過相當於文聯、作協的副主席或者主席團委員而已，哪怕享受國家特殊津貼，哪怕出入有小車代步，哪怕人五人六，像模像樣地出現在公眾場合，眼前有閃光燈啪啪作響，手中有麥克風可供開講，那也無法與職務相當於國家總理、副總理級別的王安石相比。
已經成了神宗的教父，兼指導，兼國策顧問的王安石，為什麼總是不放過比自己小十七歲的蘇軾呢？
這就是文人無法超脫的較量情結了。在文學史上，蘇的名聲要高於王，蘇首先是文學家，其次是政治家；與其說他是政治家，還毋寧說他是一輩子攪進政治是非之中的倒黴蛋，更為確切。而在中國政治史上，王的名聲要大於蘇，因此，王第一是政治家，第二是文學家。可這兩人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雖然熙寧二年尚未出現這種說法，但王安石並不認為自己文學家的身份，排在第二位，就是第二流。所以，一流文學家的王安石，自然要把一流文學家的蘇東坡，視作較量的對手。反過來，蘇東坡也不能承認他首先是文學家，其次是政治家，因而他就是一個二流政治家，一個不成熟的政治家。當他被逼到牆角，有什麼理由不與這個一流政治家王安石，進行旗鼓相當的角鬥呢？丁憂三年回來，這樣輕易地被王安石從牌桌上拖下來，逐出於權力遊戲之外，當然不能善罷甘休，當然不能咽下這口氣。抗爭圖存，改變劣勢，是人類進化的物競天擇之道，更是那些人在官場，身不由己的官員們，在其位謀其事的必然規律。他會想，如果英宗在，當是我踹你王安石到桌子底下去。如今，龍椅上坐著天縱聰明、聖心獨運的神宗陛下，也不是隻許你一個人巴結，而再無別人趨前的份？
有壓迫就有反抗，這是當代的政治口號，然而也是古已有之的漢子精神，蘇軾以他自己的方式，從這年的五月份起，連續上書，如《諫買浙燈狀》，如《議學校貢舉狀》，終於得到神宗的召見。在其隨後的《上神宗皇帝書》一文中，說到這次與趙頊的對話，兩人似乎交談得很融洽。這年，神宗二十一歲，年齡段接近於蘇軾，趨同的可能要大些，也許這是王安石擔心的因素。果然，趙頊很開明，很開放，“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據此，“臣即對日，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入太銳，聽言太廣。”蘇東坡逮到這樣一個進言的機會，自然也是毫不客氣，直奔主題。雖然，沒點出王安石的名姓，神宗不是糊塗蛋，明白他“三不”、“三太”的鋒芒所指，不得不“頷之日，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
說到官場鬥爭，隻要是這種你背後整我，我背後整你的小動作，就不能以正義或非正義，善良或不善良這些通常的道德標準來衡量。因為其中所夾雜著的個人意氣，嫌隙是非，私衷隱情，偏頗怨尤之類見不得陽光，上不得台麵的貨色，很難以好、壞、對、錯來判斷。蘇東坡是否還給神宗說了一些未便在這篇文章裏和盤托出的東西，後人自然無法了解，但王安石顯然獲悉一些情況，才趕緊跑到神宗那裏去消毒。現在回顧這位大改革家、大思想家，也有其可愛可笑之處，隻要一碰上蘇軾，就捺不住地神經質，就捺不住地肝火旺，就捺不住表現出文人的氣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