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98年的一個夏天的雨後清晨，一位偉大的中國文人，再一次受到貶斥，從已經謫放多年的嶺南，勒令渡瓊州海峽，往海南島的昌化軍安置。
昌化軍，北宋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以儋縣改置，即今儋縣西北舊儋縣，南宋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廢，後稱南寧軍。在宋代，海南島不像現在這樣風光，絕不是旅遊勝地，而是宋王朝發配刑徒的邊鄙不毛之地。他們把這位文豪流放到荒蕪不毛，人煙稀少，瘴霧肆虐，土地貧瘠的儋耳，實際目的很簡單，是要讓他老死海南，永不回還中原的了。
流放，是封建社會裏與斬首相差無幾的刑法，兩者的區別，一是劊子手一刀下去，立刻斃命，一是慢慢地在困苦中流盡最後一滴血而死亡。曆代中國不聽話的文人，受此處置者多，曰徒，曰放，曰貶，曰謫，就是這種不馬上讓你斷氣死絕的死刑的文雅提法。縱觀世界，好像很多統治者都很喜歡采用這種辦法。俄國沙皇不就曾經把赫爾岑送到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裏去嗎？在俄羅斯文學中，我們看到過多少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在大風雪裏無止境地跋涉呀！宋代，因為北方在異族手裏統治著，就隻好往大陸南端的蠻鄉夷域押送了。
自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中國的皇帝，盡管事實上大興文字獄，收拾知識分子，但從來不願公開承認自己是暴君，是殺人魔王的。統治者明白，殺頭固然簡便快捷，但為此承擔後世沒完沒了的唾棄，還不如采用使其自斃的辦法較好。把那些總跟皇上過不去，總跟當局唱反調，總愛發出不同聲音的作家、詩人，送到遙遠的邊陲，一去不回，讓他們在那裏過著不死不活的日子，謀生維艱，饔食不繼，恐怕就湧不上來詩情和文思，也就沒工夫和沒力氣，寫那些皇帝不喜歡的小說和詩歌了。
於是，一紙流放海南的文書，從河南開封急遞廣東惠州，年已六十二歲的這位大文人，隻有收拾行裝，風雨兼程，由雷州半島那煙雨濛濛的徐聞港登船，第三次踏上流放的途程。
在中國大陸南端的海域上，也就是北部灣的瓊州海峽，曾經不勝榮幸地，有兩位在文學史上屬於重量級的人物泛舟而過，給這片蔚藍的世界，增添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色彩。第一位是唐初四傑之一的王勃，公元676年，從這裏渡海，往交趾探望受他牽連而被謫的老父，在海途中，遇到颶風，不幸溺水，驚恐而死。也許，大海由此多了一份對文學史歉疚的心情。四百年後，第二位大文豪途經這片海域時，本來還是雨急風驟，濁浪拍岸的天氣，現在，突然變得平靜而又溫柔，雲消雨散，風平浪靜，一葉扁舟，揚帆急航。茫茫大海之中，站立船首眺望的寬服高笠，長髯廣額的長者，就是再次被放逐的蘇東坡。
從這一天起，海南島有幸和這位大文學家的名字，聯結在一起。
此刻的瓊州海峽，煦風溫和，海鳥高飛，風帆獵獵，水天一色。東坡先生當然留戀著身後漸漸遠去的雷州半島，那裏大概還癡癡站立著，剛剛握別的弟弟蘇轍。但眼前雲水盡處的新天地，更吸引著他。盡管海南的一切，對他來講，無一不是未知之數。但詩人的情致不減，以那濃重的川中口音，吟誦著他幾天前寫成的，給他弟弟的詩。“九嶷聯綿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煙樹裏，落日未落江蒼茫。幽人拊枕坐歎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須紅頰如君長。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尚許遙相望。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誌，海南萬裏真吾鄉。”（《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
如果這樣一首憤激、抱負、意氣的詩傳到北方，恐怕又要讓那些再次流放他的中書省官員，一幫小人之輩，大大地感到失望了。他們以為他會厭棄這盡是蠻夷的島嶼，那彌漫的瘴氣疫癘，會讓他覺得活不下去。誰知他還未踏上海南島，已經燃起生活的欲望，打算從此永遠住下去，把這裏當作他故鄉了。
當初，他們攛掇皇帝，將他遠戍惠州，以為能挫折蘇軾的豪放不羈的膽氣，能摧敗他海內仰慕的文學聲名，能使他噤若寒蟬，銷聲匿跡，再也不能鋒芒畢露，所向披靡。誰知他很快適應了當地水土，根本沒把流放的逆境放在心上，“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情致更佳，詩興不減，佳作泉湧，文章尤健。這些在嶺南的筆墨，不僅抄錄者多，刻印者眾，很快傳入都城，流入禁中，一時間，“士大夫不能誦蘇詩，便自覺氣索”。那時，不但整個中國，都在詠讀他的詩篇，傳抄他的文章，甚至在都城開封住著的外國使者、商賈，來求學的朝鮮、日本、西域人，不惜重金收購他的書籍。
於是，那些整過他的官員們，臉皮發青，氣急敗壞。翻一翻《宋史》，當然也不僅這部史書，凡整人為業者，幾乎無一不是小人。若非小人，也就下不去手整人。而中國的小人，一旦手中有了權，沒有一個不是居心叵測地想法整人的。即使失勢旁落，也會挾嫌報複，隻要一息尚存，便咬人不止。因為整多了人，整久了人，整了一輩子人，整出來一種職業病，不整人，那雙手就發癢，那日子就過得不痛快。所以，他們發現東坡先生未被整倒整死，居然活得還挺自在，到處發表文章，經常出席飯局，書籍屢禁不止，仍有海外影響，就歇斯底裏起來，必然加大力度，更瘋狂地整人。
開封城裏中書省的小人們，坐臥不安，心煩氣躁，告禦狀，打報告，找了許多理由，再次將他發配海南。當他們簽發這份流放令時，肯定是竊竊私喜，心中暗笑。這下子，你蘇東坡的文學影響，將壓縮到最小範圍；而且，讓你在島上，生活無著，吃足苦頭。要你這位皇上都認為的“天下奇才”，不死也得剝層皮。
小人發出猙獰的笑聲，正直的人就要遭難了。
所有敢對大師發難的小人物，都有一種性變態式的施虐欲，而如果這個小人物同時又是也會舞文弄墨的作家和詩人，那病態心理便愈益的強烈可怕。“文革”期間，一些有聲望的老作家被押上台揪鬥，下手最黑最毒的，多是些不成氣候的三四流或不入流的作家，便是一個證明。蘇東坡的對立麵，從王安石起，到舒亶、李定、鄧綰以及等而下之者，也奇怪了，基本都可劃在文人之列。不過，他們是屬於文人型的小人，或小人型的文人，便多了一份平常文人所沒有的刁鑽促狹的齷齪心理。他們因為寫不出，寫不好，而手中握有權杖，便以此宣泄一己的私憤。休看他們在文學上較一短長時乏無力，在整人上倒頗有勁頭。所以，十年浩劫期間，寫作班子、大批判組，都用這些人當筆杆子，就是這個道理。你就看梁效、石一歌、朝霞之類，哪一個不是滿肚子壞水。
不過，他們能夠把蘇東坡發送到一海之隔的不毛之地，以為交通阻絕，音信不通，就可以把他從精神上摧毀，文學也就終結了。但小人們失算了，蘇東坡那不羈的獨立人格，洋溢的文學力量，以及在讀者心中的地位，決不是上峰命令能夠左右的，更不是瓊州海峽能夠阻隔的。對於真正意義的作家來說，天涯何處無芳草，隻要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文學的生命力就不會衰敗，創作的源泉自然更不會枯竭。莎士比亞不得不聽命於伊麗莎白女王的某個侍從，達·芬奇也曾屈服於佛羅倫薩教堂裏的某位修士。曆史有時出現小醜指揮大師的場麵，不過注定的角色是不可替換的，小醜永遠是小醜，絕不會因為他淩辱過大師，他也會成為大師的。
但像蘇東坡這樣正直的，不肯阿附，也不肯向惡勢力低頭的大師，“忠規讜論，挺挺大節”（《宋史·蘇軾傳》），幾乎不可能不得罪小人。而小人之輩，無不具有侵略性，他們從來就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不滋擾生事，不無事生非，他們就不快樂。蘇東坡的一輩子，“為小人忌惡擠排”（《宋史·蘇軾傳》），幾乎都是在小人的圍攻中生存，而且，每一次都被這些小人加文人的對手們，打得落花流水，一敗塗地。蘇軾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敗，固然造就了他文學的成熟，但也鑄成了他一次大獄，三次流放，妻離子散，背井離鄉的終身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