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著有《毛澤東和他的秘書們》一書，內中記述了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35位秘書。其中關於李銳，隻是提及，並未寫專訪。2010年，我補充采訪了李銳先生。
93歲還去遊泳
我過去為別的事情采訪過李銳，所以2010年5月12日下午在北京路過他家門口時，就上樓摁響門鈴。我原本以為，已經93歲高齡的李銳，總會在家中。沒有想到，他家保姆告訴我，李銳遊泳去了！於是，約定翌日上午拜訪他。
雖說李銳九十有三，卻人如其名，眼光敏銳，思想敏銳。那天早上，他剛剛吃完早飯，一口氣跟我談了三個多小時，直至中午。他一頭銀發，氣色很好，穿一件深藍色的運動服，看上去像年輕人。在他所坐的沙發後麵的櫃子上，除了有他自己的青銅雕像之外，還有陳獨秀、彭德懷畫像。他看過我的紀實作品，尤其關注我寫的《陳伯達傳》。他逐一回答我的問題，並跟我隨意而聊。聊著聊著，他會進書房找書，然後簽名送我，說這本書可供參考，那本書值得一看。那天上午他總共贈我9本近著。李銳每日讀書閱報，消息相當靈通。聽說我要他談錢學森，他馬上站起來，從書房裏拿出一本剛剛出版的《炎黃春秋》2010年第5期送給我。他說，這一期《炎黃春秋》上有薛攀皋的《科學家與農民競放“衛星”》，其中就有相當篇幅談到錢學森。
李銳出生於1917年4月，湖南平江人，原名李厚生，曾用名李候森。
李銳告訴我，他的父親早年留學日本，追隨孫中山，是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時的第一批會員。1917年8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李銳的父親是“非常國會”代表，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他的父親在1922年去世，當時李銳隻有5歲。李銳的母親是前清女子師範的畢業生，對李銳的教育非常嚴格。毛澤東的秘書李六如認識李銳的母親。
1934年至1937年，李銳在國立武漢大學機械係學習。1937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雖說是工科學生，但李銳喜歡寫作。參加革命之後的李銳，主要的工作就是“筆杆子”。1940年至1945年，任中共中央青委宣傳部宣傳科科長，延安《解放日報》評論部組長。1945年至1948年任冀熱遼日報社社長。1948年至1949年任中共中央東北局高崗政治秘書、陳雲政治秘書。1949年8月至1952年9月任《湖南日報》（最初曾名《新湖南日報》）報社社長，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部長。
在1952年，經過三年的恢複經濟，中國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共中央決定調動大批專業知識幹部“歸口”。機械係出身的李銳也“歸口”，從筆杆子轉到工業戰線，李銳稱之為“投筆從工”。1952年9月，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李銳隨黃克誠同車赴京。從此這位報社社長、宣傳部部長，“歸口”到水電部門。1952年10月10日，李銳被任命為燃料工業部水電工程局局長。此後任電力工業部部長助理、黨組委員兼水電建設總局局長。1958年8月至1959年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
寫作《毛澤東同誌的初期革命活動》
我問李銳，你作為水利電力部副部長，怎麼會成為毛澤東的秘書？
李銳進書房，找出一本紅色封麵的《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送給我。封麵上印著青年毛澤東身穿長衫、右手持油紙傘穿行在山野，一望而知是劉春華在“文革”中創作的那幅著名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
李銳說，這是他三易其稿、寫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書，最初是在他擔任《湖南日報》社社長、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部長期間開始寫的。
李銳怎麼會關注起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的呢？
起因在於湖南《大公報》。在中國，曾經有過互不隸屬的七家《大公報》。最著名的是1902年6月17日英斂之在天津創辦的《大公報》，而創刊於1938年8月13日的香港《大公報》至今仍是香港富有影響的報紙。至於湖南《大公報》則創刊於1915年9月1日，是民國時期湖南曆史最久的日報。
1949年李銳南下回到故鄉湖南工作時，結識了張平子先生。張平子從1938年起擔任湖南《大公報》總編輯。張平子告訴李銳，毛澤東從1919年起，曾經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過許多文章，他有當時的湖南《大公報》。張平子所說的這一情況引起李銳莫大的興趣。於是李銳就小心翼翼地翻閱那些已經飽經滄桑、又薄又脆的舊報紙，從1919年11月8日至10日連續三天在湖南《大公報》第2版上看見《本報特別啟事》：“本報添約毛潤芝先生為館外撰述員，此布。”
此後，在1919年11月16日湖南《大公報》上讀到署名“澤東”的評論文章《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趙女士自殺”是11月15日發表於湖南《大公報》的社會新聞。長沙女子趙五貞，被迫嫁給比她大20歲的古董商，在花轎中用剃刀自殺身亡……毛澤東在評論中對趙五貞之死深表同情，指出“是環境逼著他求死的”。
李銳在湖南《大公報》探驪索珠，竟然找到二三十篇可以肯定是毛澤東所寫的文章。1951年初，李銳利用他擔任《湖南日報》社社長的方便，在報社裏把毛澤東這些鮮為人知的早期文稿以《毛主席舊作輯錄》為書名，印了50本。不料此事驚動了上級，認為未經毛澤東本人同意，不能擅自彙編毛澤東早期文稿，嚴厲批評了李銳，並要求李銳上交已經印好的50本《毛主席舊作輯錄》。
剛過而立之年的李銳不服於批評，以為編印《毛主席舊作輯錄》純屬好意，為毛澤東保存寶貴的早期文獻，而且僅限報社內部參考，何錯之有？李銳反而因此利用他工作上的方便，廣泛收集、研究毛澤東早期文稿以及革命活動。李銳在湖南大學圖書館的庫房，查閱《湘江評論》等曾經發表毛澤東大量文稿的報刊。李銳采訪了毛澤東母校——湖南第一師範校長周世釗，得到許多第一手資料。他從此廣泛采訪與毛澤東早期革命活動有關的人士，積累的資料越來越豐富。在1952年9月他調往北京工作前，請假一個月，冒著酷暑，寫出了《毛澤東同誌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書初稿。
李銳調到北京工作之後，決心“棄文從工”。不料，《中國青年》雜誌得知李銳寫了《毛澤東同誌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書，要在雜誌上連載。當然，在團中央的機關刊物上連載關於毛澤東生平的文章，相當慎重。李銳推薦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把關”。於是《中國青年》編輯部就請田家英審稿，然後在《中國青年》上連載，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怎麼成為毛澤東秘書
李銳成為毛澤東的秘書，並不因為他寫了《毛澤東同誌的初期革命活動》一書，卻是一場關於長江三峽水電站的大辯論，使毛澤東注意起這位口才、文筆都不錯的水利電力部副部長。
毛澤東十分重視長江三峽工程。1956年6月毛澤東在《水調歌頭·遊泳》中，描繪了長江三峽大壩建成之後的美景：
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
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毛澤東還曾經到三峽實地考察。不過，毛澤東也深知三峽工程浩大，未敢貿然決策。
那時候，長江三峽建水電站的建設問題引起激烈的爭論。以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為首的一批學者認為要建，而李銳旗幟鮮明地反對，認為按照當時中國的國力還建不了這麼大的水電站。
1958年1月18日，正在廣西南寧開會的毛澤東，指派一架專機把李銳和林一山接到南寧，當著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主要領導的麵就三峽工程建設問題展開辯論。
林一山此人，對長江的種種問題了如指掌，毛澤東稱他為“長江王”。林一山並非水利科班出身，卻原本是一員戰將。他在193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當過膠東區遊擊司令員。曾任青島市委書記兼市長，遼寧省委副書記兼軍區副政委。後來擔任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秘書長，南下之後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水利部長兼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幹一行，鑽研一行。他全力鑽研長江水利，竟然成了專家，成了“長江王”。
在林、李二人同機到達南寧之後，毛澤東帶領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以及李銳的老朋友田家英，坐在長條桌的一邊，而另一邊就是林一山和李銳。
毛澤東請林一山、李銳各抒己見。林一山說，要兩小時，而李銳則說，半小時足矣。
林一山有備而來，帶來一大堆資料，從漢朝賈讓治水談起，侃侃而談，長篇大論，直至全麵闡述建造三峽水電站的必要性、重要性、可行性以及種種優點。
接著，李銳進行簡短而有力的反駁。李銳反駁的重點放在質疑林一山所說的可行性上。李銳尖銳指出，三峽工程急於上馬帶有很大的主觀性、片麵性和隨意性，這樣巨大的工程按照當時中國的國力，不要說七八年修不好，十年內也辦不成。李銳還指出，修建三峽工程需要移民100多萬人，這是一個極其嚴重、極為困難的問題。
辯論之後，毛澤東又要兩人把主要觀點寫成文章，三天交卷。林一山寫了兩萬多字，李銳隻寫八千字。李銳指出：“三峽水電站所有重大技術問題，可以說無一不超過當前世界水平很遠。當然這一點嚇不倒我們，但問題是需要時間……”
毛澤東十分欣賞李銳的學識和直率，以為按照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隻能暫緩建設三峽水電站。李銳回憶說：“隻要言之成理，毛主席那時還是很聽得進反麵意見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麵意見。”
這場辯論結束之際，毛澤東讚賞李銳文章寫得好，意思清楚，內容具體，論點服人。毛澤東指著李銳說：“我們要有這樣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養秀才。”
出人意料，毛澤東提出，要李銳留下擔任他的秘書。由於李銳當時忙於水利部的工作，無法出任毛澤東的專職秘書，於是從這時候開始，李銳開始擔任毛澤東兼職秘書（又稱通訊秘書，也有人稱之為“工業秘書”，並不確切。）。
李銳一下子被毛澤東如此看重，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的話來說，李銳“你中了狀元了”。
這樣，李銳開始與毛澤東有許多接觸。
中了“狀元”之後
李銳中了“狀元”之後，得以出席中共高層諸多會議，開始了他的新的政治生涯。
李銳既然成了毛澤東的“通訊秘書”，他就得經常給毛澤東寫信，反映問題和意見。1958年正值“大躍進”歲月，作為“大躍進”的發動者的毛澤東也頭腦發熱。
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批判周恩來、陳雲等，提出要“反‘反冒進’”，開始犯嚴重的“左”的錯誤。此前，周恩來、陳雲提出要“反冒進”。毛澤東稱，“反冒進”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冒進”則是“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盡長江滾滾來”。不言而喻，毛澤東“反‘反冒進’”，也就是要繼續“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盡長江滾滾來”。
1957年11月13日，在反右派鬥爭進入尾聲的時候，《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為《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這篇社論裏，第一次使用了“大躍進”這個詞。毛澤東看了之後，高興地拿起紅鉛筆來，在社論旁邊批了一句話：“建議把一號博士頭銜贈給發明‘躍進’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從此，“大躍進”的熱潮席卷中國。
李銳送給我的書中，有一本《李銳上書集》，2009年由香港銀河出版社出版。李銳說那本書中收入他給毛澤東的“上書”，其中還有“專題回憶”《大躍進期間三次上書毛澤東》。
李銳回憶說：
1958年6月上旬，毛找我去談過一次話，說到當年鋼鐵要翻一番的打算。6月中旬到7月上旬，我到上海主持華東區電力係統下放會議，接著參加華東區計劃會議。這些會議是在5月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之後，緊鑼密鼓地部署“大躍進”的重要步驟。在開完會議離開上海的頭天晚上（7月7日），我給毛澤東寫了第一封工作性質的信。我的信委婉地反映了華東地區1959年產鋼600萬噸的計劃對機械工業造成的嚴重困難，尤著重於發電設備高速增長的困難。我認為在工業全麵躍進的形勢下，電力供應將嚴重不足，這種情況在短期內還難以改變。信的末尾指出：“有些事情需要也可以‘霸蠻’（按這是一句湖南土話，即勉強蠻幹之意），但有些事‘霸蠻’也無濟於事。”“大家確實都是鼓足了二十四分幹勁，但是在計劃上很少聽見‘留有餘地’。”“人們還是不大願意多聽困難之言，困難之言有時也使人難以啟口，至少先給自己戴頂‘中遊’帽子，才好開講。”
信發出之後，毛澤東沒有回音。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秦皇島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毛澤東主持會議，李銳作為毛澤東的“通訊秘書”得以與會。會議提出“以鋼為綱，全麵躍進”的方針，號召1958年要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8月29日，會議通過兩項重要決議，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而奮鬥》和《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會後，在全國很快形成了“全民煉鋼”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為期將近半個月的會議，毛澤東並沒有找李銳談話。毛澤東正處於“霸蠻”的時候，自然聽不進李銳的意見。
李銳說，到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大躍進”初期的狂熱已過，亂子和問題出現不少，中央開始降溫。毛澤東在這次會議的第一天講話時提出要把空氣壓縮一下。也許是他想起我那封信來了吧，會議初始的一天晚上，接到通知，要我到他的住處東湖招待所去。
李銳回憶說：
這個地方我很熟悉，我的母校武漢大學就在附近。1952年我從湖南調北京之前的夏天，我到中南局組織部談話時，在這招待所裏住過幾天。這是一個不規則的長廊式的平房，就在東湖之濱。這次與毛澤東談話不到一個小時，現在記得起來的談了三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