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50年代，我就已經知道共青團中央書記胡克實的大名。後來，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曆史的時候，胡克實這個名字又頻頻引起我的注意。在那個動亂之初，胡克實是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工作團團長，處在風口浪尖，所以我一直想見見他。
歲月飛逝。經上海《文彙報》記者邢曉芳的介紹，2001年5月31日，我來到北京胡克實家，發現這位當年的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今已垂垂老矣。也真巧，前一天正是他的八十大壽。雖然當年滿頭烏發如今已經變成灰白色，但是精神仍不錯。客廳的牆上掛著他與老伴於今在海中遊泳的照片，也掛著“寧靜致遠”的橫匾。
談話自然是從談那個動亂歲月開始的，但是也談了他的經曆：
胡克實與中國共產黨同齡——1921年5月30日出生於武昌。他是在一二九運動時期參加革命的，當時還是個中學生，正就讀於湖北省武漢市的武昌育傑高中，後來又到省立第一中學高中部就讀。胡克實於1936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外圍組織——武漢秘密學聯，一年後，於1937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當時曾經參與過籌建武漢青年救國團工作，後來還主持過武漢青年救國團武昌團部工作。1938年8月，他奉調赴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此後他曆任中共晉西南區黨委青委委員、晉西區黨委青委常委、青聯常委、四地委青委書記、四分區青聯主席等職，可以說他的革命經曆是從青年工作開始的。
1948年秋，胡克實調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青委書記，從此“專業”從事青年工作。1949年春任中共中央中南局青委副書記。
1952年，31歲的胡克實調到團中央，擔任團中央候補書記。1953年又成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1964年底，胡耀邦奉調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這時他雖然仍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但是團中央日常工作則由常務書記胡克實主持。
胡克實說，“文革”開始之後，在青年學生中冒出了紅衛兵。受極左思潮的驅使，紅衛兵鬧著要取消共青團，代替共青團。他們宣稱，共青團是“修正主義”的青年組織，必須砸爛共青團。於是，紅衛兵們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共青團中央。他們把大字報、大字標語貼滿團中央。在大字報上，被點名最多的就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常務書記胡克實、候補書記胡啟立。“三胡”的提法，就是在這時候叫開來的。
胡克實還記得，是北京海澱區一個學校的紅衛兵首先在團中央貼出“打倒三胡”的大字標語。從此，“打倒三胡”的口號便響遍全國。
親曆“文革”初期的激烈鬥爭
一提起這段往事，胡克實便沉浸於“文革”歲月的回憶之中。
胡克實說，1966年六七月份，“文革”剛剛開始，北京處於非常混亂之中。毛澤東主席那時不在北京，而在杭州。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劉少奇副主席和鄧小平總書記。不過，就連劉少奇和鄧小平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該怎麼搞，更不知道他倆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號和第二號打倒對象。當時，劉少奇和鄧小平指定了四個人，每天把“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整理成文字，向毛澤東報告。
1966年6月初，胡克實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胡克實說，本來應該是共青團第一書記胡耀邦列席會議的，那時候胡耀邦生病，就由他列席會議。事先報告過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鄧小平說那就叫胡克實來吧。
胡克實說，胡耀邦從1964年底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便到西安工作。但那時，那位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在工作中排斥胡耀邦，所以胡耀邦在西北工作並不順心。後來，胡耀邦生病，住進西安的醫院。這時，葉劍英元帥路過西安，葉帥跟胡耀邦有很深厚的友誼，聽說胡耀邦病了，便去醫院看望。葉帥向胡耀邦提出了回北京養病的建議。胡耀邦接受了葉帥的意見，在“文革”前夕回到了北京治病。雖然胡耀邦這時仍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由於生病，並不過問具體工作。正因為這樣，由胡克實代替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說到這裏，胡克實補充了一句：那位西北局第一書記當時的所作所為是確實不妥的。後來他在“文革”中，因為是著名的“六十一人案”的“主角”之一，所以也挨整，長期關押在秦城監獄，受盡磨難。“文革”結束之後，胡耀邦當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後，他仍去看望這個人，不計較當年恩怨，體現了他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博大胸懷。
胡克實記得，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氣氛相當緊張，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要不要派工作組。當時，北京很亂，特別是學校裏，出現學生打老師、打校長的情況。麵對“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麵，劉少奇和鄧小平也沒有思想準備。他們用過去的辦法，即由上級部門派駐工作組。會議決定向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及北京市的許多大專院校和中學派出工作組，領導那裏的“文化大革命”。另外，還擬定了八條指示，要求在運動中要“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示威遊行”、“不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等。
在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之後，全國各地也紛紛向各單位派駐工作組。當時共青團中央負責北京市中學的“文化革命運動”，向北京市八個城區各中學派出了大批工作組。團中央的一些主要領導，都擔任了各工作組負責人。北京市西城區中學的工作組，就由胡啟立總負責。
胡克實說，沒想到，工作組問題成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導火線。
那是在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了揪鬥幹部、群眾的事件，出現了戴高帽、抹黑臉、罰跪、打人的情況。派駐北京大學的工作組發現之後，及時地加以製止。6月20日，劉少奇在關於北京大學的“六·一八事件”的簡報中，肯定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做法，批轉全國執行。然而，身在杭州的毛澤東卻以為北京大學“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北京大學工作組的做法是錯誤的。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下發文件：“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發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是錯誤的，現在中央決定撤消這個文件。”這樣，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公開化，各地掀起了反對、批判、揪鬥工作組的浪潮。
7月18日，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是方向、路線的錯誤。於是，劉少奇不得不承認：“過去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中央同意的。現在看來工作組的方式已不適應於當前文化大革命形勢的需要。”“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誌、工作組的成員也不曉得。”
這麼一來，毛劉分歧由隱蔽到完全公開。全國各地以批判工作組所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突破口，把鬥爭的矛頭公然指向劉少奇……
胡克實親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關於工作組問題的激烈鬥爭。他親眼目睹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是怎樣決定派工作組的，又親耳聽到劉少奇關於工作組問題的檢討。他說，過去一直非常佩服毛澤東的威望和才華，這時才開始意識到，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也不一定正確。胡克實笑稱“文化大革命”初期是“暗箱操作”。
胡耀邦的“牛棚”歲月
胡克實說起了“文革”初期的團中央。胡克實說，那時候團中央受到的壓力很大，因為團中央直接麵對青年，也派出那麼多的工作組，不言而喻，受到了猛烈的衝擊。他很感歎地說，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們被煽動起來，處於狂熱狀態，真的有點像宗教的狂熱、民族的狂熱。大學生還好一點，畢竟年紀大一點，懂得一點“規矩”，最沒有辦法的是中學生。他稱中學生“沒有章法”，真可以說是無法無天。然而，團中央主管中學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受到成千上萬無知的中學生們的狂熱衝擊。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澤東身穿軍裝，在天安門城樓上讓紅衛兵戴上“紅衛兵”袖章，於是紅衛兵運動在全國風起雲湧。就在這時，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共青團中央，“三胡”停職反省。
胡克實記得，李富春作為中央代表，奉命來到團中央，宣布“三胡”停職反省。李富春說，“三胡”停職反省，是因為他們犯了錯誤。他們的錯誤主要是：
第一條，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夠；
第二條，堅定地站穩無產階級立場不夠；
第三條，走群眾線不夠。
這“三個不夠”，就導致“三胡”停職反省。後來，李富春本人也因為這“三個不夠”，遭到同樣命運。
這時，胡耀邦不得不從醫院出來，回到共青團中央進行“反省”。
由於“三胡”停職反省，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團中央成立了一個“臨時書記處”，主持日常工作。
在停職反省之初，“三胡”還能回家。到了後來，就隻能整天呆在團中央機關裏寫檢討，不能回家了。
沒多久，團中央“臨時書記處”又被取消，按照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的規定，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員會”。
李富春找團中央“文化革命委員會”負責人談話，要求他無論如何要把“三胡”保護好，絕對不能出事；還要保護好“三胡”的家，不能讓人衝擊。
當時團中央“革命委員會”負責人還不錯，非常忠實地貫徹執行了李富春的指示。這個負責人原本是上海一個工廠的團委書記。1964年，曾經挑選一批基層團委書記到團中央機關工作，這人被安排在團中央青工部工作。他很沉著，也很老練。根據李富春的指示，他在共青團中央機關大樓派了解放軍崗哨。這樣，沒有得到批準，紅衛兵不允許進入機關大樓，也就保證了“三胡”的人身安全。隻有經過批準，崗哨才放行，進來三兩個紅衛兵，找他們外調，或者問話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