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想走的路和正在走的路常常是兩回事。腳下的路把人們所送去的，實際上是一個未知的地方。
正因為如此，魯迅成為一位文學家而非醫生，愛因斯坦由伯爾尼專利局的書記員成為普林斯頓大學的物理教授。
人所想的和所做的是兩回事。
有人為了一件事付出很多，卻未得正果，因為付出得多並不等於成為一條路，它表達的隻是一種向往。
在中國，人們選擇道路的時候，更多是著眼於地位而非夢想。或者說，夢想隻是對地位的向往。
物理學對愛因斯坦來說，其實是宇宙間太多的秘密讓他割舍不下。他想著什麼是時間，甚至搶奪了上帝的想法——在不同的速度下，讓時間發生改變。
時間改變了，在愛因斯坦的公式之下出現改變。當然這是客觀的，愛因斯坦窺破了天機。
魯迅是一個記仇的人，尤記父親被庸醫所害之仇，“蟋蟀要原配的”等等讓他憂憤。會稽乃報仇雪恨之地，焉不記仇？此仇後來擴大到全體中華民族，“萬家墨麵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魯迅被深廣的悲哀所窒息，如池田大作說的：貴國的（魯迅）先生是一個嚴父，直斥四萬萬麻木的兒女；先生是一位慈母，含淚目睹手術台上的兒子一點點死去。於是魯迅如狂人，古今求索，上下詛咒，巴不得讓鐵籠子燒出一個透出光亮的窗來。魯迅在上一世紀的思想界，是最強烈的破壞家，從現今的腐敗種種、虛偽種種、封建道德種種來看，才知當年應多幾個魯迅。
路所以叫路，除了行走，還有命運的引領。林衝原本循規蹈矩，反成為造反的叛賊；李叔同性趨叛逆，卻皈依“月滿天心”的平靜。
在所走和所想走的路間，時代是最大的矯正人。走到底是英雄，走不到底也是英雄。這要看一個人是否順應了時代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