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寺院，它需要這些規矩，出家人當然要講這些規矩。作為在家人，一般的老百姓，就不需要這些規矩。以前在儒家社會，特別是春秋時代，要遵循周公之禮，這是很煩瑣的。最近中央電視台十頻道，根據西安發掘的西周明堂建築來講古代禮儀，第一道門應該行什麼禮，第二道門應該行什麼禮。進了內室，主人應該行什麼禮，客人應該行什麼禮。主人拜客人，兩人對拜，然後分左右進屋，然後免冠脫鞋等一係列的禮，麻煩透了，這些在《儀禮》裏是寫得清清楚楚的。
道家就覺得這些事情麻煩，“說禮邪，是相於技也”，是著相，在禮上執著於一些具體的事相。好在我們不是外交部官員，沒有到外交部禮賓司去受訓，也沒有出使哪個國家。如果作為使節出國了，禮賓司就要把一條一條的規矩給你講了。到日本去，人家忌諱什麼，人家的禮節是什麼；到俄羅斯去，人家的忌諱是什麼，人家的禮節是什麼。總之，習俗文明不同的國家，它就有不同的忌諱、不同的禮節、不同的習俗，大家就要注意。累不累人呢？確實累人。
“說樂邪，是相於淫也”，音樂你喜歡嗎？樂，的確有移情的作用；進一步來說，它也有煽情的作用。怎樣在音樂之中達到一種清純的平衡？經典音樂要好一些，靡靡之音就不行，亂人心智。“鄭衛之音”很低俗，孔夫子都說“鄭聲淫”嘛！弄不好就亂性。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歌舞廳裏的人，吃搖頭丸跳舞時的那個瘋狂，確實感覺到有點恐懼。
“說聖邪，是相於藝也”，你說聖，說聖人，你這樣提倡，那樣宣傳，當然聖人有標準，孔夫子就是聖人。詩、書、禮、樂、射、禦，這些都是藝，六藝嘛。你僅說聖人的這一套，你就著相於此、執著於這些方麵的技藝了。
“說知邪，是相於疵也”，有文化的人，容易看到人家的疪漏，總愛找別人的毛病：衣服沒有穿對，說話有毛病，不符合邏輯，自相矛盾，違背公理了……越是聰明的人，越容易發現人家行為上、語言上的種種不是，也容易發現社會上的種種陰暗麵。所以這個智慧有沒有用？會不會讓我們惹麻煩？的確會使我們的身心疲憊不堪。
談完了八項指標，莊子又繼續說：“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獊囊而亂天下也。”
如果天下的眾生、老百姓想性命得安，我們的心想得安定、和諧、和平、安詳，那麼“聰明、仁義、禮樂、聖知”這八個方麵，“存可也，亡可也”，可以有，也可以無，換句話說就是可有可無。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這些東西，與我們心靈的平和、安寧沒有根本上的、必然的關係。嚴格來說，當我們心平氣和的時候，哪裏還會想到聰明、仁義、禮樂、聖知？根本沒有這些東西。有這些東西在，你心裏就不會平靜，就不會恬淡。這樣的人常常會想：我今天是不是有違於仁了，我哪兒又錯了，我要寫檢查了，我哪裏又受欺侮了，我哪裏又賺錢了，我哪裏又贏了一把了，人家又怎麼評論我了，又說我的長、道我的短了，等等。有這些心思，你這個性命之情就不得安。所以這八個方麵，無，你容易安；有，你還不易得安。
我們把這些都放在不亂心、適當的位置上，體道而行，我們的言談舉止、所作所為，自然就透出“聰明、仁義、禮樂、聖知。”這是內在的，不是外在的；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追求而來的。我們本身已經達到了，自己就得安了；得安了，實際上就是“存可也，亡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