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平
在人類發展史上，城市是迥異於鄉村的一種社會形態。在以農為本的國度，城市更可視為鄉村社會的集聚、擴張、建構和提升。相對於鄉村社會而言，城市有著更為龐大的人口流動和更為複雜的人際關係，也因此生成著更為複雜的社會結構和更為包容的人文精神。城市精神就其本質而言，就是流動中的融通，就是包容中的凝聚。
城市當然也有著更為複雜的社會功能。不過從總體而言，古代城市的功能主要是“城”，是護衛居民的安全；現代城市的功能主要是“市”，是交易居民的需求。在此基礎上，古代城市往往又成為據守一方熱土的要塞，“守望”從一種安全需求出發內聚為一種精神操守；現代城市則往往成為呼喚八麵來風的通衢，“交流”從一種物質流動行為升華為一種精神溝通。城市從相對的“封閉”走向全然的“開放”，本身是其功能的時代驅使和觀念轉型使然。
城市，在任何時代都是起一種主導作用、向導作用和領導作用的社會形態。之所以能主導、向導和領導，在於它的訴求彙聚和價值凝聚過程。事實上，一個城市的精神品質，不管是在城市間的比較中呈現出何種地域特征，但它事實上都在相當廣闊的時空維度上實現著訴求和價值的“民主集中”。因此，一個城市的物流主導作用、精神向導作用和行政領導作用發揮得如何，往往又成為人們評價城市“著名”與否、“博大”與否的重要參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農耕文明土壤上孕育的城市與工業文明過程中誕生的城市有了本質的區別——前者多注重“城”的守望而後者多注重“市”的交流；即便都從“市”的層麵上來觀照，前者趨近於農貿市場“集市式”的實物交易，後者則在“都市化”的商貿經濟中發展出集約交易甚至是虛擬交易。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其實就是農耕文明基礎上的工業化及其推動下的都市化進程，當代都市化進程更由於互聯網技術而經曆著信息化“暴風驟雨”般的洗禮。指明這一點，是說明城市文化不僅與鄉村文化有著本質的差異，處於不同曆史發展階段的城市文化之間也有著巨大的鴻溝。也就是說，城市文化之間的差異性，不排除有地域環境、族群賡續的根本性影響；但城市發展中越來越起主導作用的交流、彙聚、融通功能，使得其差異性成為時代發展梯級上的差異。當然，文化本身的差異隻是“差異”而無“高下”之分。需要指出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不隻一種文化生存的現實，也是在都市化進程中不斷養成並繼續生成的文化精神。
數十年前，我曾經讀到過一篇至今難以釋懷的一篇文章，說是“看十年的中國看深圳，看百年的中國看上海，看千年的中國看北京……”看五千年的中國呢？文章說要去看“關中”，大約就是今西安古長安了。這篇文章引發我思考兩個問題：一是我們何以選擇城市精神來代表中國文化的變遷？二是我們對“關中”、北京、上海、深圳的“看”中看到了怎樣的變遷？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簡明的，也就是“城市精神”之所以能代表一定時期的“中國文化”，一是它是那一時期人生訴求和人文價值最具廣度的“民主集中”，二是它的“民主集中”體現出最具時代高度的精神品質。而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呢，似乎還會帶來新的思索。
思索從“關中”、北京、上海、深圳的“看”中看到了怎樣的變遷，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北京隨處可見的“北京精神”宣傳語——即“愛國、創新、包容、厚德”。與之相關，上海提出的是“價值取向”，即“公正、包容、責任、誠信”。深圳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由“深圳人”全民推選出“十大觀念”（略）。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無論是北京精神、上海價值取向還是深圳觀念，實質都是在推動城市文化之靈魂，即“城市價值觀”的建設。隻是深圳作為隻有“而立之年”的新城，梳理出自己流動、融通、包容、發展進程中的堅實步履麵向未來；北京精神和上海價值取向則是根據自身的城市功能定位，大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的重要舉措。正如上海在一百六十多年的中西文化交彙交融、移民文化碰撞合璧中形成過“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城市精神一樣，如果從千年王朝更替來看北京精神，其實也深深地積澱為“守正、向善、衛道、尚德”。
黨的十八大《報告》在提出“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之時，特別提出要“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用三個“倡導”提出了“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愛國、敬業、誠信、友善”。與曆朝曆代對平民百姓講“禮、義、廉、恥”和對文人士大夫講“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別，我們當下的核心價值觀是一個由國家、社會、個體三層麵構成的有機整體，是全體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價值取向。我們的城市精神當然也是如此。
事實上我們已經注意到，城市文化在其本質上是淡化並漠視地域特征的。某些城市在一定時期呈現的地域性特征，其實也是整合了更多的“小地域”而形成的“大區域”特征，並且它還將在更大的區域流動、融通、包容與凝聚中被“去地域化”。這是由城市的文化功能，也是由城市的發展驅動因素決定的。也就是說城市文化曆史遺跡所形成的地域特征，之所以值得珍視就在於它是“遺跡”，它可以解讀出來某種曆史文化精神，但卻未必能引導時代發展的價值取向。我們以往的城市文化建設是引領鄉村並提升鄉村，甚至也還代表眾多鄉村的地域性與其他城市交流；而當下的城市文化建設，我們不得不正視“中國城鎮化”的時代大潮，這是一個跨地域的全方位流動，也是一個開放性的大格局融通，我們需要一種全新的城市文化建設觀——它的內涵當然維係於十八大《報告》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它的創新理念則需要大力關注“集成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