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意義轉向與形式轉換的探索之路——林兆華以短篇小說集改編戲劇的實踐研究(1 / 3)

章穎

關於敘事性文學和戲劇的區別,蘇珊·朗格說:“人們曾反複說:劇場創造了永恒的現在時刻,但是,隻有一種包含著自身之未來的現在,才是真正的戲劇性的現在。而一種純粹的直接性,一種永恒的、直接的、不能預兆未來結果的經驗,則不是真正的戲劇性現在。正如文學創造了虛幻的過去,戲劇則創造了虛幻的未來。文學的模式是回憶的模式;而戲劇的模式則是命運的模式。”[1]蘇珊·朗格在某種程度上剝開了敘事文學和戲劇(包括後劇場戲劇)的內核。將小說改編成戲劇,必須跨越這兩種藝術之間的溝壑——從過去跨越到未來,從回憶模式切換到命運模式。而跨越這道溝壑完成模式切換的基礎條件,是小說本身具有“戲劇性”,即在小說中具有預兆未來命運的模式。所以,在戲劇改編中,原著小說文本的選擇至關重要。

在現代戲劇史上,無論中國還是外國,戲劇由小說改編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尤其是在今天,戲劇劇本創作式微,新的經典劇本嚴重匱乏的情勢下,很多導演和編劇都把視線投向了成功的小說,希望借由改編成功的小說創造出成功的劇本和成功的舞台戲劇。然而,由經典小說改編成經典戲劇並非易事,成功的案例可謂寥寥無幾。喬治·貝克曾在《戲劇技巧》[2]中發問:“大多數成功的小說改編的劇本以及從成功的劇本改編的小說都失敗了,這不是怪事嗎?”[3]

盡管如此,近年來,中國當代的導演們和編劇們在這方麵進行了多樣化的探索。其中林兆華導演在新世紀裏創作了三部由小說改編的戲劇作品,分別是:由魯迅的同名短篇小說集改編的先鋒劇場作品《故事新編》(2000年)、由當代小說家陳忠實同名長篇小說改編的話劇《白鹿原》(2006年)、由老舍的五篇短篇小說《柳家大院》《也是三角》《斷魂槍》《上任》《兔》改編的話劇《老舍五則》(2010年)。

《故事新編》和《老舍五則》兩部作品均改編自現代文學家的短篇小說集。選擇數則短篇小說改編成一部戲劇,國外已有先例,在中國可以算是林兆華的創舉。《故事新編》是先鋒的劇場(theater)作品,《老舍五則》是偏向於傳統的話劇(Drama)[4],鮮明的對照亦引人矚目。

無論是魯迅的《故事新編》,還是老舍的五則現實主義短篇小說,林兆華結構成一部戲劇的數則短篇小說之間沒有任何情節的牽連,將它們組合共同構成一部戲劇的基礎是什麼?而且屬於上個世紀20、30年代的文本,怎麼在當代的觀眾中引起共鳴?常規來看,這並不是改編戲劇的最佳文本,但這兩部戲劇作品都在藝術上有所創新,探索取得了成功,對於從小說到戲劇的形式轉換和意義轉向具有研究價值。

審視林兆華所導演的這兩部改編戲劇,其原著文本的選擇和改寫從不同層麵觸及和展示了這種戲劇的智慧。

《故事新編》——戲劇未來命運的隱喻

短篇小說集《故事新編》收錄了魯迅從1922年至1935年所作的小說八篇,是一本改編自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和曆史文獻的短篇小說集。故事的素材屬於過去,屬於曆史,也就是蘇珊·朗格所說的“回憶模式”。這些故事很多都談不上有劇烈的衝突,也就談不上“戲劇性”,然而這些故事經魯迅之手,卻於彼時的“當下”有了牽扯不清的聯係,進而由這種聯係產生了一種隱性的戲劇衝突和命運之感。

魯迅自己也在《故事新編》的序言中說:“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卻不過信口開河。而且因為自己的對於古人,不及對於今人的誠敬,所以仍不免時有油滑之處。”[5]魯迅所謂的“油滑”,是指在小說中借古諷今,如在《女媧》中借古衣冠的小丈夫諷刺胡夢華批評汪靜之《蕙的風》一事。同樣的諷喻在《故事新編》中比比皆是,此類“油滑”使讀者在閱讀中能夠跳出故事發生的古代時間,進入對“當下”的思考。這就賦予了這一組小說超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後現代寓言氣質。

所謂寓言,是指這一組小說以“回憶”和改編為名,各自敘述古代傳說中的神和人的故事,卻共同指向彼時的“當下”,共同描繪著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社會圖景,昭示著那個時代的某一類人的性格、心理、行為和命運:《鑄劍》中的黑衣人是堅毅果敢的革命者,眉間尺則是軟弱彷徨的革命者,他們的命運是和暴虐的統治者同歸於盡;《理水》中的大禹是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奔波勞碌試圖為中國尋找出路和建立新秩序的人,他們的命運是顛沛流離勞心勞力卻得不到民眾的真實信息;《出關》中的老子是當時的獨立知識分子和老作家,他們的命運是被背叛、被盤剝卻不被理解;《采薇》中的伯夷叔齊則是抱殘守缺食古不化的社會上層,他們的命運是自取滅亡……這些故事中的人物本來隻代表個人,卻因為魯迅的“油滑”而成為了作家同時代的某一類人和時代的衝突、和命運的抗爭,“戲劇性”就此產生。這些能指和所指分離、內涵在內容的掩護下大肆向“當下”發動攻擊的文本,在情節上並不牽連,卻在隱喻層麵具有互文性,形成了這一組小說“意在言外”的強大張力和獨特魅力。這種互文性使得《故事新編》成為一組可供後戲劇劇場塑造的整體性文本。

基於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把《故事新編》看做是魯迅在二三十年代創作的先鋒小說和寓言,它們從形式上指向未來。而這種“意在言外”的文本張力和指向未來的先鋒氣質,正是林兆華能夠將《故事新編》作為一個整體來結構一部21世紀的後戲劇劇場作品的基礎。

作為一個當代的後戲劇劇場作品,戲劇《故事新編》最後呈現的文本與小說相比,在形式與意義上都已經千差萬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