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森鳳
剛到澳大利亞留學時，我選擇的是國際貿易專業。讀書的一個直接好處是可以拿到學生津貼，讀什麼專業倒是次要的。
上學期間，我做過一份兼職工作，那就是當保姆。我的雇主就是我的電腦老師，不過不能指望在我工作的時候請教她任何電腦問題，否則就不是她付工資給我，而是我付報酬給她了。
我的主要工作是接她的兩個孩子——11歲的男孩拉比和8歲的女孩麗薩從學校回家，然後陪他們呆在家中，直到他們的父母回家。澳大利亞的法律規定：12歲以下的孩子不能獨自留在家中，否則父母會以“虐待兒童”的罪名被傳訊。
我的這份工作，每一個步驟都有非常嚴格的“戰略部署”。我下午3點下課後，先去接麗薩。我得把車停在馬路邊的車位上，然後過馬路，到馬路對麵的學校門口，再和麗薩一起過馬路。然後，我們一起去接拉比，我們可以在車裏等拉比，因為拉比已經11歲了，可以自己過馬路。然後，我送兩個孩子回家。
我發現，澳大利亞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固執的程度不亞於英國人。這也不難理解，畢竟他們的祖先就是英國人。
每個星期四的下午，我都要帶兩個孩子去上鋼琴課。我必須陪他們一起上課，觀察他們上課時的表現，然後聽取鋼琴老師對兩個孩子的評價。回到家後，我要把這一切彙報給兩個孩子的父母。
如果某節課孩子們表現得不好，他們就會討好我，我就可以趁機教訓他們。“拉比，你最好立即閉上嘴，把保險帶係好，否則，我恐怕沒辦法在你母親麵前替你美言了。”這兩個孩子平時很淘氣，經常讓我頭痛。拉比經常在我開車的時候大喊大叫，對旁邊車裏的人做鬼臉。
每周，當我的電腦老師付我工資的時候，她一定會用家中的電腦，把我在這一周裏所做的每一件事，比如：接孩子上鋼琴課，她下班晚了一會兒，讓我在她家多呆了10分鍾，打出一張清單，列出工資、汽油費、加班費……非常精確。
有一次，我要考試，於是拜托一位同學代我接孩子們。這個同學經常搭我的車，跟兩個孩子很熟。第二天，麗薩和我一見麵就拿出一個信封，說這是她媽媽給我的。信打印得非常漂亮，而且正規，我的電腦作業從未打得那麼漂亮過。信是這樣寫的：
“我對你讓別人接孩子們的做法感到很不理解。我雇的是你，而非你的同學。如果你有緊急的事需要處理，應該事先告訴我。我已經告誡過拉比和麗薩了，除了你，不可以跟別人走。至於你的這次過失，我原諒你，但不能有第二次。另外，需要告訴你的是，我必須扣掉你昨天的工資。”
我非常生氣，我這位親愛的雇主已經在昨天晚上的電話中批評過我了，沒有必要用這麼正式的口吻，因為一個錯誤批評我兩次。
我的第一個念頭是辭職，第二個念頭是：“算了吧，我且寬宏大量一次，看在她付我工資的麵子上。”
盡管我那天的工資被扣了，我還是得付報酬給那位替我接孩子們的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