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先前已經說過，現在的報章的失了力量，卻也是真的，不過我以為還沒有到達如記者先生所自謙，竟至一錢不值，毫無責任的時候。因為它對於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還有左右她命運的若幹力量的，這也就是說，它還能為惡，自然也還能為善。"有聞必錄"或"並無能力"的話，都不是向上的負責的記者所該采用的口頭禪，因為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它是有選擇的，有作用的。
至於阮玲玉的自殺，我並不想為她辯護。我是不讚成自殺，自己也不豫備自殺的。但我的不豫備自殺，不是不屑，卻因為不能。凡有誰自殺了，現在是總要受一通強毅的評論家的嗬斥，阮玲玉當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殺其實是不很容易，決沒有我們不豫備自殺的人們所渺視的那麼輕而易舉的。倘有誰以為容易麼，那麼，你倒試試看！
自然，能試的勇者恐怕也多得很，不過他不屑，因為他有對於社會的偉大的任務。那不消說，更加是好極了，但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筆記簿，寫下所盡的偉大的任務來，到得有了曾孫的時候，拿出來算一算，看看怎麼樣。
五月五日。
注釋：（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署名趙令儀。
（2）阮玲玉參看本卷第288頁注（7）。
（3）艾霞當時的電影演員，於一九三四年二月間自殺。
"題未定"草（五）
M君寄給我一封剪下來的報章。這是近十來年常有的事情，有時是雜誌。閑暇時翻檢一下，其中大概有一點和我相關的文章，甚至於還有"生腦膜炎"（2）之類的惡消息。這時候，我就得預備大約一塊多錢的郵票，來寄信回答陸續函問的人們。至於寄報的人呢，大約有兩類：一是朋友，意思不過說，這刊物上的東西，有些和你相關；二，可就難說了，猜想起來，也許正是作者或編者，"你看，咱們在罵你了！"用的是《三國誌演義》上的"三氣周瑜"或"罵死王朗"的法子。不過後一種近來少一些了，因為我的戰術是暫時擱起，並不給以反應，使他們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後來卻也許會去撥一撥誰的下巴：這於他們諸公是很不利的。M君是屬於第一類的；剪報是天津《益世報》（3）的《文學副刊》。其中有一篇張露薇（4）先生做的《略論中國文壇》，下有一行小注道："偷懶，奴性，而忘掉了藝術"。隻要看這題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記住藝術的批評家了。看起文章來，真的，痛快得很。我以為介紹別人的作品，刪節實在是極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應該設法流傳，萬不可聽其泯滅。不過紙墨也須顧及，所以隻摘錄了第二段，就是"永遠是日本人的追隨者的作家"在這裏，也萬不能再少，因為我實在舍不得了--"奴隸性是最’意識正確’的東西，於是便有許多人跟著別人學口號。特別是對於蘇聯，在目前的中國，一般所謂作家也者，都懷著好感。可是，我們是人，我們應該有自己的人性，對於蘇聯的文學，尤其是對於那些由日本的淺薄的知識販賣者所得來的一知半解的蘇聯的文學理論家與批評家的話，我們所取的態度決不該是應聲蟲式的；我們所需要的介紹的和模仿的（其實是隻有抄襲和盲目的應聲）方式也決不該是完全出於熱情的。主觀是對於事物的選擇，客觀才是對於事物的方法。我們有了一般奴隸性極深的作家，於是我們便有無數的空虛的標語和口號。
"然而我們沒有幾個懂得蘇聯的文學的人，隻有一堆盲目的讚美者和零碎的翻譯者，而讚美者往往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胡說，翻譯者又不配合於他們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譯’，不得不說文不對題的話，一言以蔽之，他們的能力永遠是對不起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意識’雖然正確了，可是他們的工作卻永遠是不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