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誌鬆
梁啟超是中國近現代曆史上一位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和享譽海內外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大師。近年來，學術界有關梁啟超的研究頗多，舉凡梁啟超在政治、經濟、學術、文化等各方麵的作為均有學者進行研究，可以說在研究方向上真正做到了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梁啟超予以全方位的審視，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也有了新的突破。但筆者在檢索相關研究資料過程中發現，學界對於“梁啟超晚年的孔子研究”這一課題關注得很不夠。有鑒於此，本文擬對梁啟超晚年孔子研究的主要內容作一概述，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歸納、總結，試圖對梁啟超晚年的孔子研究在整個孔子研究史上的地位及意義作出評價。
一、梁啟超晚年孔子研究的主要內容
如果說早年梁啟超的孔子觀還具有片麵性和非理性的話，那麼，晚年的梁啟超則立足於對傳統文化理性反思的基礎上，對孔子進行全麵研究。由於用力較深，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較豐富，可謂是他一生中孔子研究的豐收階段，也是其孔子觀更趨理性化時期。具體說來，梁啟超晚年孔子研究的內容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麵：
1.關於孔子的生平經曆及其思想淵源
在《孔子》一書中，梁啟超用極為平易的語言論述了孔子的生平經曆及其思想淵源。他認為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前551年），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魯哀公十四年（前479年）。他還綜合當時各書所記孔子事跡，得出幾點結論，大致交代清楚孔子的生平經曆。對於孔子的思想淵源，梁啟超認為，孔子生在魯國，又在衛國（殷的故墟，前代文化中心）逗留過很久。這兩國都是商周文化薈萃之處，孔子因此很受前代文化的“感化”。另外，孔子所處的時代，社會鬥爭激烈，朝政衰息，兼並漸起，也就是所謂的“亂臣賊子的時代”，孔子生當其時，故“正名分彌禍亂的思想不得不起”。也正是因為當時社會鬥爭之激烈，貴族政治之墮落，社會處於變遷中，才會促使人們去積極思考，尋找改造社會的途徑，因而當時的社會思想極為活躍，漸漸產生出“新的宇宙觀和新的人生觀”。孔子及其學說正是應此機運而產生。總之，在梁啟超眼中，孔子的思想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淵源於前代，並且應當時時代環境所需而產生的。應該說，這樣的論述是符合孔子及其思想實際的，有利於恢複孔子的本來麵目。
2.關於孔子的人格
梁啟超在其論著中曾多次提到“孔學專在養成人格”。那麼，孔子是要養成什麼樣的人格呢？孔子本人又是如何做的呢？為了對這些問題做出解答，梁啟超對孔子的人格進行了考察。在他看來，孔子一身所言所行，都是人類生活範圍內極親切有味的庸言庸行，隻要努力學他，人人都可以學得到，也就是說，“孔子的人格在平淡無奇中現出他的偉大，其不可及處在此，其可學處亦在此。”梁啟超按照近代心理學與倫理學的觀念將人性分為智（理智）情（情感）意（意誌）三方麵，並認為人類的良心，不外由這三方麵發動，但因各人各有所偏，調和便顯得極困難，而孔子便是將這三方麵調和得非常圓滿的典範。梁啟超從知、情、意三個方麵分析了孔子的人格，認為從知的方麵來說，孔子是個理智極發達的人，但他並不是生而知之者，他的智慧全是從下學上達得來，他也沒有高不可攀的聰明智慧，他的資質也和常人一樣，“他的學問，卻全由勤苦積累得來”；從情的方麵來說，梁啟超認為孔子不同於一般“理智發達的人”的最大之處是“孔子是個最富於同情心的人”，並列舉《論語》等書中對孔子的記錄作分析論證；從意的方麵來說，梁啟超認為孔子是個意誌最堅定強毅的人，並舉他一生行事來進行論證說明。
總之，梁啟超認為，從智、情、意三方麵綜合考察，“試將中外古人別的偉人哲人來比較”，將這三方麵調和得如同孔子一樣圓滿者，“直是未有其比”，所以“孔子的人格，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可以做人類的模範。”應該說，梁啟超這裏有關孔子人格的描述很直白，很樸實，較為直觀地反映了孔子人格的全貌。原來孔子的言行，常人也可學習，也可模仿，孔子也和常人一樣，這就有利於摘去長期以來罩在孔子頭上的神聖光環，更利於還原孔子的本來麵目。
3.關於孔子的地位及孔子的形象
晚年的梁啟超通過中西對比，特別是在1918年遊曆歐洲看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病後，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價值有了進一步的覺識，他通過理性反思，更針對當時思想文化領域存在的“全盤反孔”的熱潮，對孔子及其思想學說進行了高度的評價。他在舊作《世界偉人傳第一編孔子》殘稿中認為孔子實“為新社會文明之創建者也”。為中國無一不受孔子所賜，學問是孔子之學問，倫理是孔子之倫理，政治是孔子之政治，曆史是孔子之曆史，沒有孔子，就沒有中國，就沒有幾千年來之世界，孔子實為中國第一偉人，孔子的地位可謂重要。對於這樣一位重要人物，該怎樣對其定位呢？梁啟超寫道：“吾將以教主尊孔子。夫孔子誠教主也，而教主不足以盡孔子。教主感化力所及，限於其信徒，而孔子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舉中國人，雖未嚐一讀孔子之書者，而皆在孔子範圍中也。故印度不能為釋迦之印度，猶太不能為基督之猶太，而中國則孔子之中國也。吾將以教育家尊孔子。夫孔子誠教育家也，而教育家不足以盡孔子。教育家之主義及方法，隻能適用於一時代，一社會，而孔子之教育，則措四海而皆準，俟百世而不惑也。故蘇格拉底之後，容有蘇格拉底；而孔子之後，無孔子也。吾將以學問家尊孔子。夫孔子誠學問家也，而學問家不足以盡孔子。學問家以學問故而成家，而孔子則學問之所從出也。吾將以政治家尊孔子。夫孔子誠政治家也，而政治家不足以盡孔子。食政治家之賜者，不過一國，而孔子之理想的政治，則洋溢中國，而施及蠻貊也。食政治家之賜者，不過百年，而孔子之因時的政治，可以善當時之中國，可以善二千年迄今之中國，且可以善自今以往永劫無窮之中國也。”總之，這裏，梁啟超對孔子的頌揚已經遠遠超過康有為。在他看來，孔子豈止教主？他已經窮盡了宇宙的真理，其學問和人格也超過了古往今來的一切政治家和思想家，成為永遠為塵世賜福的通天教主了。由此可見，晚年梁啟超對孔子的評價之高。
4.梁啟超對孔學提綱的歸納與詮釋
為了反映孔子學說的全貌，梁啟超在《孔子》一書中開列出一個“孔學提綱”，論述較全麵。據梁啟超所論，孔學主要包括以下要點：
其一，“學”。梁啟超認為孔子所謂“學”是要“學來養成自己的人格”。如何來“學”？其門徑主要有兩個方麵：一是“內發的”，二是“多助的”，具體歸納為一點就是孔子所說的“一以貫之”，孔子要“一以貫之”什麼呢？梁啟超認為是“忠恕”。他還從實踐、知識兩方麵解釋了“忠”和“恕”的內涵。此後，梁啟超指出，孔子講學問是“實踐方麵看得重，知識方麵看得輕”，也就是說，在孔子看來，“行”比“學”更重要，所以孔子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但孔子將“學”與“思”對舉，也就是將求知識的學問與講實行的學問並提，說明孔子的“學”實質上是“學”與“行”的統一體，隻有將“學”與“行”結合起來考察，才能理解孔子“學”的全部內涵。這裏梁啟超將孔子之“學”分為兩個方麵，並認為兩者不可偏廢，既要“內發”心智，又要求得外界“多助”，應當說，這樣的解釋比較符合孔學實際，體現了梁啟超對孔學理解的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