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後來前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人的需要和價值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和體現，人被牢牢地束縛在僵化的政治經濟體製之中，其主體地位、其積極性、主動性無法得到彰顯，這不能不說是我們的事業遭受挫折的一個重要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迅速發展起來，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社會失衡、貧富分化、道德滑坡、生態破壞等許多社會問題，究其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我們對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認識不清。正是在總結正反兩方麵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江澤民同誌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各項事業，我們進行的一切工作，既要著眼於人民現實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時又要著眼於促進人民素質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進人的全麵發展。這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本質要求。我們要在發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礎上，不斷推進人的全麵發展。”這是我國今後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項事業的指導思想，也是我們在西部開發過程中應該遵循的。
三、西部大開發要最終實現人、自然和社會的協調發展
“以人為本”主要表現在西部開發為了人而又依靠人，一方麵把人當作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把人從自然和社會的雙重壓迫下解放出來，改善每個人的生存環境，為人的全麵發展創造條件；另一方麵又要培養和使用好人才，開發人力資源，提高人的素質，最終實現人、自然和社會的協調發展！這是一項係統而複雜的任務，既要求我們總攬全局、統籌兼顧，又要分清主次、突出重點，當前主要是把製度建設擺在突出的位置。這既是做好其他工作的重要保證，也是人本身發展的需要。在馬克思主義的人學視野中，人的本質在於人的社會性：“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生活於社會之中，其生存、活動、思維都受社會關係的製約，因而人成了一種被限定了的存在，他所具有的社會關係構成了他的本質並製約著他的選擇和行為方式。這就在客觀上要求建立健全社會製度，以保證人的解放和全麵發展，因為製度無非就是規範化了的社會關係而已：“製度是指社會關係的組織體係，包括某些共同的價值和秩序，以滿足某些基本的需要。”經濟學家汪丁丁把製度界定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某種契約形式。”由此可見，所謂製度其實質就是人們社會關係的規範體係，製度建設正是“以人為本”的重要體現和保證。加之製度本身具有的客觀性、穩定性、普遍性、可操作性等特性，決定了其在現代社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新中國成立以後，國家生活中依然保留了較為濃厚的人治色彩，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製，以及大量的家長製、講特權、以言代法、權大於法的現象都使社會的發展經曆了許多不必要的曲折，甚至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災難。鄧小平在總結這一段曆史時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麵的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當前，雖然我們在社會主義各項製度的建設方麵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總的來看依然存在許多有待完善的地方，這在西部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
社會製度是一個包涵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麵內容的多維度多層次的有機整體，因而製度建設也必然是一項複雜的工程。結合西部地區的特點，西部大開發中應突出以下幾方麵的製度建設和創新：
首先是著眼於社會公平，大力推進經濟體製的改革，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及相關的經濟製度。人的全麵發展無疑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但更需要公平合理的社會關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這二者是社會的個人發展的不同方麵。”這就要求在西部大開發的過程中推進人們的共同富裕，防止兩極分化，並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促進社會良好關係的形成。但由於我們長期以來奉行“效率優先”的原則以及其他一些原因，目前中國社會上貧富分化的情況相當嚴重。據國防大學教授許誌功所提供的材料：“有這麼兩組數字：一是我國城鎮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與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年人均收入之比，在1990年還隻有4.2倍，而到了1998年，這個差距就擴大到9.6倍了。二是1998年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收入占全國家庭收入的52.3%，而收入最低的20%家庭收入隻占5.5%。”隨著西部開發的深入進行，西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但在廣大的邊遠和農村地區，依然有相當數量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城市中也有許多下崗人員和虧損企業的職工生活困難。這種顯失公平的社會現實，不但是對以共同富裕為宗旨的社會主義本質規定的背離，而且嚴重威脅到了社會的穩定和人的發展，因此在西部大開發中，必須高度重視社會公平問題！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維護公平競爭，同時通過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製、累進稅製等途徑防止兩極分化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