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溫柔敦厚”詩教理論未必就是孔子所創，但從儒家的話語背景中看，它畢竟與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政治倫理觀相吻合，或許可以說是《詩經》的尹寺人格理想與孔子詩學思想融合以後的必然產物。接下來要解決的一個疑問是，為什麼以“柔嘉”、“溫溫”為號召的恭人人格能夠為早期的儒者所津津樂道，在後世儒家思想中發展出蔚為大觀的詩教理論呢？解答這一問題有必要對儒的起源略做探討。
作為思想流派的儒家的形成同孔子的作用密不可分，這是眾所公認的事實。但是孔子畢竟遠遠不是最早的儒者，在他以前很久就有了以儒為名或為職業的人。這些先於孔子而存在的儒們才是真正為儒家思想的發生提供曆史土壤的人。那麼，這些頂著“儒”之名號的最早的人究竟是些什麼人呢？
令人困惑的是，在確信屬於西周的現存文獻中，如《詩》、《書》的早期作品和《周易》，都根本找不到“儒”這個字。甲骨文、金文中也沒有“儒”字。就此可以斷定，“儒”是個相對晚出的詞，它的出現不會早於西周末年，很可能隻是在春秋時期才流行起來。在先秦文書中較早使用“儒”這個詞的是《論語》和《墨子》二書。相比之下，“儒”在《論語》中隻有一處兩見，而在《墨子》中卻出現了19次之多。這是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論語·雍也》篇記述了孔子惟一一次說到“儒”的情形：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劉寶楠《正義》引《周禮》中的條文規定把儒釋為“教民者之稱”：“子夏於時設教，有門人，故夫子告以為儒之道。君子儒，能職大而可大受；小人儒，則但務卑近而已。君子小人，以廣狹異，不以邪正分。”劉寶楠：《論語正義》卷七，諸子集成本。照此種理解，為儒之道即為師之道。孔子告誡子夏要當一個有君子風度的老師，不要當小人式的老師。至於何謂君子風度，我們在《詩經》所稱頌的“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柔惠且直”，“柔嘉為則”等一係列形象中已有所領悟了。簡言之，君子儒的標準是從尹寺倫理觀中的“恭人”人格那裏繼承而來的，那就是溫柔敦厚的標準。所謂“小人儒”，指的就是不夠這一標準的不稱其職的為師者吧。
其實，儒與尹寺的同源關係不用遠求，就埋藏在“儒”字的古訓中。《說文》：
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禮記·儒行》疏引《鄭目錄》：
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
《韓詩外傳》：
儒者，濡也。
按以上“儒”之三義：柔、優、濡，其實都指一義。郝懿行氏關於溫、柔、濡三者聲轉義通的論證已如前論，現在隻需再考察一下“優”字。其實優與柔本是同義詞，《大戴記·子張問入官》：“慈愛以優柔之。”現代漢語中尚有優柔寡斷一語，顯然是沿用優柔一詞的古義。由此看來，所謂“能安人”的柔者，“能濡其身”的傳道者，指的都是以溫柔為本的為師者，這同前麵所說的溫溫恭人不是同出一源嗎？一般而論，男子的性格特征是剛強，而女子才是溫柔。要使從事某種職業的男子都達到“溫柔”的標準，除了從生理上對其男性特征加以人為的改變，大概不會有更見效的辦法了。閹割無疑是使男性“濡其身”而柔其性的一種世界通用的辦法。自古為師的儒者若不是從淨身祭司的宗教傳統中脫胎而來，又怎能從一開始就以溫恭優柔為特征呢。
現代學者中間用心探討儒之起源的人當推胡適。他在1934年所作《說儒》一文便已注意到從人格特征入手考察儒的產生，大膽提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之說，認為“這些人都靠他們的禮教知識為衣食之端，他們都是殷民族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禮，穿的是殷衣冠”。至於儒為何訓柔，胡適的看法是：“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蓬衣博帶的文縐縐的樣子，還指七國遺民忍辱負重的柔道人生觀。”胡適：《說儒》，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卷第3期，1934年。胡適把儒的原型追溯於殷商時的宗教教師，可謂別具慧眼地揭示了儒起源的神職背景。但他的“柔道人生觀”一說卻不無破綻：似乎殷商時作為宗教導師的儒並無溫柔的人格特征，隻是周滅商以後“忍辱負重”的商遺民之儒才以“柔道”著稱。這樣一來，柔不是儒的本來特點，倒成了後起的特點，這同儒字古訓顯然不能吻合。某些晚近學者似乎意識到胡適說的不足，又提出一種“身體柔弱”說作為胡適說的修正：
儒字本包含柔、軟之意。漢人許慎《說文》：“儒，柔也，術士之稱。”術士，亦即古代宗教之教士，相當於後世之和尚、道士、神甫一類的人物，其職業專門為貴族祭祖、事神、辦理喪事、擔當司儀等。惟其如此，他們便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身體柔弱，但是，由於他們掌握禮樂文化知識，而顯得文氣十足，文質彬彬。集體編寫組：《中國儒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4—35頁。
這種說法看似新穎，實為郭沫若針對胡適觀點所作《駁〈說儒〉》一文觀點的引申。郭沫若認為“儒應當本來是‘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們的專號”，是春秋時代的曆史的產物。“古之人稱儒，大約猶今之人稱文縐縐，酸溜溜，起初當是俗語而兼有輕蔑意的稱呼”。郭沫若：《駁〈說儒〉》，收入《青銅時代》，《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4—462頁。這種用“文縐縐”或“文質彬彬”、“身體柔弱”來解釋儒的原始特征的看法，隻看到了外在的東西而忽略了儒的內在的人格方麵，因此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儒訓柔這一千古難題。至於說儒限於職業習慣而“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更純屬想當然之辭。郭沫若說儒這一稱呼最初有輕蔑意，似乎也不盡符合實際。在《論語》中所言“君子儒”和《荀子》、《孟子》等書中言及的儒並非如此。倒是在作為儒家學派對立麵的《墨子》中，可以看到對“儒”的貶義解釋，這也是迄今可見到的最古的關於儒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