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大膽提出“瞽矇文化”的概念，期望對此一文化現象的探討有助於中國詩的發生研究。讓我們先從《詩經·周頌》中一首具體作品談起。
有瞽有瞽，
在周之庭。
設業設，
崇牙樹羽。
應田懸鼓，
鞉磬柷圉。
既備乃奏，
簫管備舉。
喤喤厥聲，
肅雍和鳴，
先祖是聽。
我客戾止，
永觀厥成。
紋鼓上麵這首《周頌·有瞽》可以視為考察周代禮樂製度，特別是樂師工作程序的一個活標本。詩的前兩句開宗明義地道出了全詩所頌揚的對象，那既不是王侯將相，也不是祖考神靈，而是在西周廟廷中工作的盲樂師們。接下來說到盲樂師的演奏過程，先豎起懸掛鍾鼓等樂器的座架，然後按順序安設打擊樂器。計有應鼓、田鼓、懸鼓、搖鼓、磬、柷筩共六種。待樂隊一一安置停當，奏樂便開始了，排簫和笛子等管樂器發出喤喤的銳聲，其他樂器合拍共奏，樂聲肅穆典雅，先祖的靈都降臨廟中，傾聽著瞽盲們向他們發出的虔敬樂音。末兩句中的“我客”何指，曆來有不同看法。鄭箋雲：“我客，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於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過。”孔疏：“助祭之人多矣，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嚴虞惇《讀詩質疑》卷二十八引劉氏曰：“《虞書》曰虞賓在位，《商頌》曰我有嘉客，《有瞽》曰我客戾止，蓋皆以此為盛也。”由此看，“我客”與先祖之靈共聚觀樂，還是一種寓教於樂的嚴肅禮儀活動，與後人欣賞音樂會完全不同。陳子展先生據此發揮說：“可見當時合樂，請客觀禮，以示自此國基永固，禮樂長存，客人當無複辟異誌，實含有威赫與教戒之深意也，而《箋》已觸及之矣。至《孔疏》、陳氏《傳疏》皆以為此詩作在周公攝政六年製禮作樂之時(公元前1110年)，亦似言之有據也。”陳子展：《詩經直解》卷二十七，複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1101頁。此處所說“言之有據”恐怕隻是一種合理推測，因為詩中沒有任何實指年代的證據，隻知其時為西周，如此而已。周頌多作於西周初年，此詩即使與周公製禮作樂之傳說無直接關聯，大概也不會相距太遠。
關於《有瞽》中所述周王室宗廟音樂活動的性質，毛傳首倡“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說。鄭箋因之雲：“王者治定製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正義則雲：“大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即經所雲鞉磬柷圉簫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異代樂者，以序者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既備乃奏，是諸器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知非合諸異代樂也。”這裏出現了“大合樂”與“合周代樂器”的分歧。李黼 平《毛詩糸由義》辨析說：“凡樂有器，一器不備不可成樂，器不待合，而自無不合者也。柷圉鞉磬見《虞書》、《商頌》，夏筍殷崇牙見《明堂位》，亦不可謂無他代樂器也。”黃焯對此表示讚同，又引用蔡氏《獨斷》相印證而進一步解釋鄭箋合樂說：“《獨斷》於《周頌》三十一篇皆雲某事所歌，可見自《清廟》以下皆周初所作樂章，合樂者即合此諸樂也。”黃焯：《詩疏平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08頁。所有這些說明已不是對詩本身的注解，而是由毛傳語焉未詳的“合乎祖”之說所引發的爭議。除了鄭玄的”合樂”說外，還有另外一種對“合乎祖”的解釋，其首倡者為詩經學史上有名的“猖狂者”何玄子(楷)。他在以“喜新好異”而著稱的《詩經世本古義》中認為，《有瞽》的禮樂背景在於周成王祭先祖文王，祭禮的名稱為“大祫”，祫與合同義。“《序》意謂成王至是始行合祖之禮，大奏諸樂雲耳，非謂以新樂始成之故合乎祖也”。參見姚際恒：《詩經通論》卷十七，顧頡剛標點本，中華書局，1958年，第339頁。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何氏此說後為姚際恒《詩經通論》、方玉潤《詩經原始》等著名解詩專著所采納，遂成一家之言。方氏在《有瞽》篇名下幹脆加上了“成王始行祫祭也”的副題，並且於詩後按語中說：“諸家多以樂初成而薦之祖考為言，樂初成而薦之祖考，何勞‘我客戾止’？今‘先祖是聽，我客亦止，則必舉行祫祭大典可知。故何說較諸家為尤精耳。‘我客’而與‘先祖’並題，亦猶舜之虞賓在位，其所以尊之者為何如哉！謝氏枋得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先祖並言，尊之至也。《書》曰崇德家賢， 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非尊其後，尊聖帝明王也。’”方玉潤：《詩經原始》卷十七，中華書局，1986年，第6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