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合——
我回國前，正是蘇聯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進行肅反運動的時候。1938年3月間，“殖民地民族問題研究院”逐漸變得冷清起來。各國派來的留學生，不知為什麼，陸陸續續悄悄回國了。
一天早晨，我走進食堂，裏麵空蕩蕩的，好半天不見有人來就餐，就連往常的病號也在夜裏回國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使我困惑不解，但又不好聲張詢問。當時研究院要求很嚴，也很神秘。平時部與部之間互不來往，互不見麵，很少交談，所以互相間誰也不摸誰的底細。
那一天，我碰上了許之楨，他是中文教員。我問他，研究院裏發生了什麼事？他環視一下四周，悄聲說：“不該你知道的，還是不要問吧？”
那時，研究院歸共產國際管。研究院給我請了六個教員，分別教我英語、俄語、哲學、數學等六門課程。每天由這些教員輪流給我一個人上課，其他問題不問不想，集中精力老老實實地學習。
大約4月初的一天，又遇上一位中國留學生，後來知道他叫賀誠。開頭相遇都不好議論長短，因為組織上早有規定，見麵不許談論與學習無關的問題。不久，又遇上賀子珍、馬明方、張子意等同誌。他們都編在中國班，集中住在一個大樓裏。又過了幾天，組織上通知我去給馬明方他們幾個同誌讀報，並且負責照顧他們的生活，組織他們搞一些活動。由於經常接觸，漸漸跟他們混熟了，當時都用化名，不知道他們的真名實姓。然而，通過跟他們交談，不僅了解了當時政治形勢也了解了中國國內的一些情況。
有一次，我陪他們去政府俱樂部看電影。當銀幕上出現斯大林的形象時，大家不約而同地站起身來鼓掌。他們對無產階級的領袖斯大林無比的崇敬。電影是俄語對白，我就給他們當翻譯。在看完電影休息時，我忍不住慨歎地說：“一個統一的國家，一個政黨，必須要有一個英明的領袖啊！我們在莫斯科，不知道國內的情況，在這裏經常喊王明萬歲！”於是他們便跟我說：“王明算什麼？不能喊王明萬歲！”蔡暢告訴我說：“中國有領袖，是毛澤東！”這時，在我的腦海裏，才有了毛澤東這個名字。心想，中國有了領頭人，中國就有希望了！
但在當時的場合下，隻能在心裏高興，不能喜形於色。因為那種緊張神秘的氣氛是王明、康生一手搞的。公開表示擁護毛澤東，他們會給你眼罩戴的。盡管如此，我還是暗自學習毛澤東的著作，俄譯本的《論持久戰》，開闊了眼界。
每當我掩卷沉思，便想盡早回國。祖國正在進行偉大的抗日戰爭，我應當投入拯救民族危亡的鬥爭中去。當我第二次碰到許之楨時，由於我懇切地要求，終於得到了他的支持。當即，他給我寫了一個地址，讓我找中國代表陳琳（任弼時）同誌。
我按他指示的路線和地址找到了中共代表的住處，陳琳同誌熱情地接待了我。第二天，他便通知我，組織批準我回國了。他要我馬上回去，買兩個大木箱，然後到書店選購一些軍事理論與技術書籍，將木箱裝滿為止。
我從陳琳同誌那裏出來，直奔阿魯巴大街，買了木箱和書籍。次日上午，乘一輛小汽車在城內兜了幾個圈子之後，便朝東南方向的郊區駛去。大約行駛有40裏，車子開進一個陌生的村落，看樣子好像沙俄時期的大莊園。別墅似的院落，四周是木板圍牆。這裏有幾位中國人住著，其中有陳龍、朱光、柳英等同誌，大約20多人，都是等回國才住在這裏的。我把書籍搬進屋裏，一個管事的人給我安排了住處。
一天下午，任弼時同誌陪同教育部部長米爾曼，幹部部長鮑爾克夫來了。這天晚餐非常豐盛。任弼時同誌舉起酒杯對大家說：“同誌們！你們要回國了，今天特意為你們餞行！”大家一聽，興高采烈，笑逐顏開，頻頻舉杯，開懷暢飲。任弼時同誌當場宣布：“回國的40多人組成一個大隊，由吉合同誌擔任大隊長，陳龍同誌為副大隊長。”
當天，我們登上了火車，然後又轉乘汽車，終於踏上了祖國的土地——新疆迪化市。在第三招待所的小樓上，駐新疆黨代表鄧發同誌接見了我們。他要我們好好休息，選定時機再送我們回延安。在招待所休息期間，遇上黃火青同誌，我們是老相識了，我在莫斯科步兵學校當排長時，他是我那個排的學員，後來當了班長。那時，伍修權同誌在我們學校當翻譯。
我和黃火青同誌促膝攀談，十分親熱。他打開木箱，見是許多軍事書籍，便品評著，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我們交談學習，交談步校同學們的近況。他見我的一本俄文字典很好，很喜歡，我送給了他。我問他在迪化做什麼？他說，在迪化反帝會裏當秘書長。接著，他向我介紹了新疆的一些情況，並告訴我，反帝會會長是新疆督辦盛世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