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間，哈密地區教育局局長祁天民患了傷寒病，與他同時患病的還有哈密縣縣長陳方伯，也是傷寒。當時，群眾患此病的人數較多。人們把傷寒病流行原因，歸咎於燒毀舊幣，都說舊紙幣帶有傷寒病菌。省財政廳代廳長毛澤民主持改革幣製，廢“兩”改“圓”。哈密銀行為了焚毀舊紙幣，組織了“銷毀舊紙幣監銷委員會”。祁局長和陳縣長都被聘為“監銷”委員會委員。燒毀舊紙幣的那天，所有監銷委員都親臨現場，監督燒毀。銷毀現場設在城東開闊地上，周圍布置警察嚴密警戒，除幾名銀行工作人員外，其他任何人不得進入場內。因而，燒毀工作全部由監銷委員承擔，卸鈔、點火、往火堆上扔票子等，從早到晚幹了一天，中午飯也是在現場吃的。這可能是祁局長和陳縣長得病的原因。
陳縣長患的是斑疹傷寒，連發高燒，請來蘇聯紅八團軍醫處處長尤林科夫和一位軍醫檢查，確認是傷寒病，立即住院治療。在陳住院的同時，祁局長也住進醫院。蘇紅八團專派一名醫生，每日來醫院為陳縣長和祁局長檢查病情，親自送藥。蘇紅八團軍醫處長尤林科夫和軍需處長謝力久科對陳縣長和祁局長關心備至，隔幾天總要親自來醫院看望。病人需要吃水果，最好是桃子罐頭，他們就用飛機從蘇聯帶來。有一天，尤林科夫處長又來看陳縣長，用低沉的聲調向他說：“非常可惜，祁先生開始便血了，看來他的腸子斷了，因為他患的是腸胃傷寒。祁先生身體非常虛弱，不敢給他剖腹接腸子。”陳縣長說：“還是請你設法搶救！”尤林科夫隻是頻頻搖頭，默默無言，發出歎惜的聲音。此刻，生命的活力正從祁局長體內一點點流走。他溘然病逝，與世長辭了。
祁天民是第一批由延安來的幹部，畢業於清華大學地質係。他是地質學者，曾陪斯文赫定到西康考察。祁天民到新疆後，先任新疆學院政經係主任，林基路調離新疆學院時，他也被調任哈密區教育局局長。祁天民在哈密工作時間雖短，但他的謙虛謹慎、積極肯幹，在公務人員和學校師生中留下了深刻影響。他逝世時，學校師生手持挽聯走在大街上，許多學生和教員、公務員、市民、農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維吾爾族老人按民族風俗，為他舉行了莊嚴的喪葬儀式。他墓地上的碑記是同批由延安來的在哈密任職的張東月、李濤擬的。因不能公開共產黨員身份，碑記隻能含蓄地寫上：浩氣長存。祁天民真真切切地活過，為了這片熱土的各族人民，把自己的肉體連同靈魂永遠地留在了這裏。落日血紅，那是他永不熄滅的靈魂。
1939年3月25日，曹建培、郝升被派往焉耆工作。曹建培，安徽懷寧人，1937年10月赴延安，1938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隨第二批中共黨員來新疆。他化名曹克屈，任焉耆行政公署教育科科長。郝升，山東新泰人，高中畢業後，考上北京大學曆史係，因家庭經濟拮據，中途輟學。他在學校時就參加反帝反封建的學潮運動，1937年11月輾轉至延安，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和曹建培一批到達新疆，化名郝冰清，任焉耆區財政局副局長。
焉耆是南北疆交通咽喉，曾是西域古國。開都河穿城而過，流入我國最大內陸淡水湖博斯騰湖。曹建培、郝升兩位共產黨員在焉耆的活動，使開都河有了一段永難忘懷的記憶。
據有關資料記載，焉耆直到清光緒末年，才在縣城有了一所官辦的學堂。曹建培、郝升到焉耆時，這裏仍像文化教育的荒漠，封建思想濃厚，特別是回族不讓自己的孩子念書，隻將孩子送到阿訇那裏念經。市麵上隻有區立小學，有學生100餘人，行政長於德一兼任校長；有一所女子小學，學生隻有20餘人，行政長夫人任校長；開都河南岸有一所撫惠莊小學，學生40餘人。這三所小學都是用行政攤派方式（每家有兩個孩子送一個上學）辦起來的。此外，開都河北岸有一所私塾，學生20餘人，教書的老先生是前清秀才，河南岸也有一所私塾，有學生10餘人。省立焉耆行政區師範學校剛剛建立，1938年9月1日舉行了開學典禮，學生是挨家挨戶登記、勸學來的，有120餘人。
曹建培初來焉耆，人地兩生，每天下班後，便同郝升前往街市，到各學校、文化會走訪，文化教育落寞的景象時而襲來。他上任後，就整頓健全區立小學。這個小學還是個初小，隻有6個班，老師文化水平參差不齊，12位老師隻有4位是省城師範畢業生，派來不久，其餘隻有初小程度，還有前清秀才。整頓的措施是：改區立小學為區立第一小學，改撫惠莊小學為區立第二小學，成立區立第三小學。三個小學不合格的教師全部調轉工作，所缺教師，在省城未派教師來焉耆前，由焉耆師範學校學生實習上課。原女子小學改名為區立女子小學，在兩個初小班學生中挑選成績比較好、年齡較大已不適合上初小的，歸並到區一校高小班。改變過去男女不同校的封建習俗，動員全體老師挨家挨戶勸學登記，讓女孩子上學，增加女生人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