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高中時讀了西路軍紅軍老戰士程世才的《悲壯的曆程》、李天煥的《氣壯山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8年3月，我當兵後，隨部隊在張掖、武威等地駐紮多年，經常聽到有關西路軍的故事。武威東關居民指著路旁參天的白楊說：“這是當年被俘紅軍將士栽種的！”武威流傳著這樣的傳說：“折斷這些參天白楊的樹枝，可以看見橫斷麵上有一顆五角星。”我常常在參天白楊的林蔭道上散步，但沒有勇氣揀起一根樹枝試一試真實性，怕失去這個美麗的傳說。一位流落武威的紅軍女戰士的孫子說：“這是真的！”2008年9月，我陪《血色黎明》的作者夏宇立又一次從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的會寧，踏上了西路軍西征的河西走廊，一直到西路軍餘部左支隊進疆的星星峽。在武威，我想親眼見一見這些紅五星，但道旁數裏長的參天白楊早已蕩然無存。因蟲害肆虐，白楊被蛀空，被全部砍伐掉了。這幾乎成了無法彌補的遺憾。然而有幸的是，臨澤西路軍烈士公墓墓塚長著一棵白楊，白楊枝條的橫斷麵上也有紅五星。我原以為紅五星隻是大致相似，沒有想到枝條中心的紅五星極工整、極標準，和紅軍將士帽子上的紅五星一模一樣。而其他地方的白楊樹枝條橫斷麵都沒有這樣的紅五星。這真讓人稱奇，生出無限感慨。
我當記者時，因為采訪三番五次出入河西走廊，到過虎豹口、吳家川、一條山、大拉排、幹柴窪、古浪、武威、永昌、山丹、高台、臨澤、安西，到過西路軍兵敗祁連的入山處梨園口，西路軍餘部左支隊出山的公岔山口等，完成了從西路軍渡河的虎豹口到最後一仗的安西等全部主要戰場的考察，對西路軍被俘將士的主要監押地西寧、張掖、武威、永登、蘭州也做過考察。
我用了兩年多時間，寫了《西路軍喋血河西》（1989年連載於《陽關》雜誌，12萬字；1993年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23.5萬字）。河西走廊的彎彎塹壕和迷茫硝煙漸漸模糊了，可思緒的長楫卻仍然撥動心的波瀾，我把最深沉的苦澀咽進肚裏，又用了兩年多時間寫了《西路軍生死檔案》（1992年由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32.2萬字），寫下了西路軍將士冷寂而又輝煌的生命篇章。
兩書出版後，我繼續收集材料，做進一步的補充修改，並準備寫作《西路軍奮鬥新疆》。我兩次去新疆。第一次考察了西路軍左支隊的進疆路線，星星峽、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等地；第二次到了南疆的焉耆、庫車、阿克蘇、巴楚、喀什等地。一種理想，一股豪情，伴著考察的足音，自心底橫流四溢，飛舞在蒼穹之下。開拓者以人類的坎坷為道路，我以笨拙但真誠的筆觸，趑趄地追隨前行者至真至純的腳步。為了彪炳紅軍西路軍，其偉大、其輝煌、其榮耀，我努力完成了全景式的西路軍史：《西路軍·生死檔案》《西路軍·河西浴血》《西路軍·天山風雲》。西路軍史是一部英雄的、悲壯的、不朽的史詩；西路軍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財富與先進文化的紀念碑。
馬克思說：“曆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這就是說，曆史的主體是人，是活生生的，追求各自目的的人。隻是我們出版的許多黨史講義、著作，通篇是政治、經濟、軍事、會議、文件等，唯獨很少寫人。寫到的時候也多是群體的人，而不是個體的人；是共性的人，而不是有個性特點的人；是上層的人，而不是作出各種貢獻的一般的人。在這一點上，我國的傳統史學為我們樹立了典範。“史記”開創了我國紀傳體的史學，同時也開創了我國的史傳文學，或者說傳記文學。“本紀”、“世家”、“列傳”，正是通過人物的活動，生動地展開了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麵，既表現了作者對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見識，而且表現了作者對曆史和現實的批判精神。因此，兩千多年來，《史記》不僅是曆史學家學習的典範，而且也成為文學家學習的典範。黨史著作、軍史著作應該繼承傳統史學寫人物的優點，寫好寫活黨史軍史人物。《西路軍》正是想要嚐試通過人物來叩問曆史，給西路軍史一個清晰的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