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學”在最近一些年逐漸成了學術研究的熱點，其原因是多方麵的。歸納起來，大約包含這樣一些因素：曆史“否定之否定”演進中的心理補償，“現代性”反思的推動，“新左派”思維的影響，新的文學文獻的發掘和使用。在今天，有必要對這樣一些因素展開認真的分析，因為隻有通過分析，我們才能更自覺地檢討我們的學術語境，從而為研究的健康發展提出新的創造性的方向。
首先，十七年文學如此的“熱”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文學發展過程中的某種心理補償效應。眾所周知，1978年以後的新時期文學是在否定“文革”、進而重新質疑“文革”前十七年的方向上發展自己的，隨著新時期文學主潮一浪高過一浪的演進，“文革”以及十七年文學的政治偏激、藝術蒼白越來越多地被“揭露”、被“批評”、被“超越”，作為當代中國社會封閉保守的藝術佐證幾乎成為了文學發展的“反麵教材”。更重要的語境則來自當時社會改革的總體情勢：新時期的曆史從“聯產承包”開始大規模地偏離了十七年“合作化”的道路，作為被否定的曆史的文學記錄實在相當的尷尬。於是，我們看到的事實是：伴隨著新時期文學的狂飆突進，十七年文學逐漸進入到了它的“寒冷期”，越來越少地進入人們研究的視線。
然而，曆史的演進從來都不是沿著某一固定的思想立場在不斷地展開，任何一個立場也都不可能解決社會曆史發展的所有問題，甚至還可能萌生出新的更大的問題來。也就是說，曆史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常常會出現回旋、往複，人們也時常會在這些回旋往複的間隙重新回味自己的失落，並且試圖給自己某種“補償”。進入1990年代以後，隨著社會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問題期”——理想與信仰的失落逐漸成為我們不容忽視的問題，而就在這樣一個人心浮躁的時代，我們回首往事，不禁也會為十七年中國人的簡單和樸素而感動，在那個物質貧困的時代，人們似乎並沒有更加的不幸和怨天尤人，相反，以一種特殊的樂觀設想著自己的未來，也以一種不惜自我犧牲的精神維護著社會的理想，這其中的動人之處顯然是不容抹殺的。
與此同時，關於“文學”的認知似乎也有可能出現新的方向：新時期以來，我們不斷呼喚和倡導的是什麼呢？是文學的持續不絕的“新潮”，是文學不間斷的自我突破和創新，是一個接一個的“方法”，一時間，似乎隻要掌握了最“新潮”、最“時髦”的寫作方式就掌握了未來。誰最終掌握了未來呢？在1980年代的人們看來，當屬“後現代主義”無疑！然而，隨著1990年代我們已經能夠最及時地“引進”西方的“最新”文學思潮之後卻反而失落了，茫然了：後現代之後又該是什麼？難道，我們永遠隻能做一條追逐自己尾巴“創新”的小狗？在連續不斷的追逐疲憊之後，我們應該思考的更深的問題是：文學，除了“寫什麼”與“怎麼寫”，是不是還應該有更要的要求，比如“寫得怎麼樣”？在這個新的思維下，也許我們會重新“發現”十七年文學——它自然有無法擺脫的左的宿命，包括“寫什麼”與“怎麼寫”，但是，除此而外，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也會承認，在我們藝術記憶的深處，尚無法輕易抹除那個時代的許多文學印記，包括柳青，也包括浩然，在這裏，“寫得怎麼樣”似乎是一個回避不開的話題，如果直到今天，在目睹了新時期文學中新奇的藝術變換之後，我們尚不能忘懷十七年文學的某些影像，那麼，其中值得我們回味和再評價的部分就不容小視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十七年文學在今天重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並且在某種程度上還相當的熱門，反映出的是人們對近30年來文學發展某些狀況的不滿，是自我心理補償的需要。
在這一心理補償的過程中，出現於學術界的“現代性反思”顯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980年代的新時期是在全社會的“現代化”理想中高歌猛進的。現代化的社會目標與文學目標一樣不容置疑，在中國文學曆史的講述中，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艱苦卓絕的奮鬥就是為了現代化目標而開拓前進，這是我們彌足珍貴的曆史，也是我們將要接續的傳統，十七年以及“文革”的極“左”危害最可怕的後果便是中斷甚至破壞了這一現代化的曆史進程。新時期號稱是新的啟蒙運動，也就是力圖要回歸我們曾經有過的曆史主題，在回返五四現代化啟蒙的方向上，新時期文學努力著。然而，在進入1990年代以後，西方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理想的批判和質疑，也嚴重地幹擾了我們自己的“現代化”理想。按照西方後現代主義的批判邏輯，現代性是西方在自己工業化過程中形成的一套社會文化理想和價值標準，後來又通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向東方“輸入”，而“後發達”的東方國家雖然沒有完全被西方所殖民，但卻無一例外地將這一套價值觀念當作了自己的追求，可謂是“被現代”了，從根本上說，也就是被置於一個“文化殖民”的過程中。顯然，這樣的判斷是相當嚴厲的，它迫使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我們的精神大旗，不得不重新定位我們的文化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