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今年，2009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也是當代中國最後一位五四老人——巴金逝世四周年。想到2005年巴金逝世之時的種種社會反響，真是令人感慨！
毛迅：巴金與五四，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由巴金逝世當年的諸多議論足以見出當代國人的“五四”觀念。
李怡：我記得，在當時紀念巴金的文章中出現了一種聲音，即巴金之死與一個巨大的時代的結束聯係在一起。有不少的學者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巴金之死意味著20世紀中國文學的終結，意味著“五四”傳統的終結；巴金帶走了一個時代。
毛迅：這樣的觀點，確實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巴金是中國文學20世紀最後的一個大師，隨著最後一個大師的謝幕，隨著他和他那時代的整個文學消逝在我們的視野中，這仿佛意味著五四所開創的文學傳統的終結，從我們的價值舞台上應該得到一種重新的評判。但冷靜地看，這樣的結論最多隻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巴金的離去標誌著中國現代文學史在物質形態上的某種終結。從五四時期完整走過現代文學史的這樣一些大師，巴金是最後一個，他的離去意味著某種物質形態的消失。但是，自五四開創的中國現代文學同時也是一種精神文化的傳統，它一直延伸到當下，並且還在走向未來，它不僅不能用終結一詞來表述，而且意味著現代文學原有的方方麵麵的精神形態在未來可能還有更大的生長空間。
李怡：就是我們這種“終結論”當中，更包含一種潛在的、不易為人察覺的危險。在匆忙宣布巴金和五四傳統終結的背後，折射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湧動不息的質疑和拒絕五四的文化思潮。按照這種思潮的邏輯，中國20世紀發生的很多不幸，包括文化上的和社會上的，包括1949年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很多不幸，都可以溯源到五四那一批知識分子的那種文化姿態上，整個中國20世紀的災難在很大的程度上似乎都應該讓五四文化的開拓者來承擔。巴金的逝世也似乎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終於可以宣告五四傳統的終結了！如果這樣的邏輯成立的話，那巴金和中國的五四傳統就簡單得不堪一擊了。
毛迅：這裏的問題關鍵在於我們究竟怎樣與曆史告別，怎樣慎重地對待“曆史的終結”。無論怎樣，我們都沒有理由站在漠視曆史事實的平台上來與巴金告別，進而與五四文學傳統告別。這樣一種思路恰恰同樣犯了目前為一些人指摘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極端粗暴”之病，以簡單下判斷的方式來麵對自己民族過去的遺產。事實上，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可能是出於某種策略、某種政治或意識形態的需要，似乎站到了全盤否定傳統的立場上，而且說出了較多的偏激之言，但是，在另外一方麵，我們卻不能因為現代文學中有這樣一些偏激的言論，就把現代文學這棵豐繁大樹上生長的其他美麗的枝條全部砍掉，甚至把這棵大樹徹底挖掉。中國文學發展到現在，新文學在五四選擇現在這樣一個走向，並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幾個文化人的即興之作，它是中國文學在20世紀這樣一個特殊的語境當中自然生長出來的一種樣態。因此，對五四新文學傳統的某種否定的告別觀，實際上是對整個中國文學傳統的否定。在今天來看，我們既要看到現代文學中早期的一些粗糙偏激的理論思考，更要看到包括巴金創作在內的中國新文學的諸多寶貴的精神財富，例如巴金式的嚴厲無情的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對曆史和民族充分負責與擔當的精神，這都是五四傳統中非常寶貴的資源，也是巴金留存給我們的一筆遺產。
李怡：談到巴金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我們也注意到這麼一個事實，就是今天在對巴金的介紹和評述當中，特別是到了新時期以後，一般都比較回避對巴金文學作品具體的評價，在這裏麵，就留下了許多讓我們可以展開的話題，因為在很多人看來，巴金的很多文學作品都給人留下了一種所謂“不夠深刻”的印象。一般都認為巴金的創作激情有餘，但深刻不足；不僅與魯迅無法相比，就是與其他一些四川作家相比，其耐人尋味的東西似乎都有所不足；而且巴金的作品，僅提供給青年一代閱讀，對於中老年讀者來說，讓人咀嚼回味的東西就不多了。這樣一種觀點，對巴金是否公平，值得探討。
毛迅：我們都曾經曆過對巴金作品的迷戀，當我們回首這樣一個時期的時候會發現：這種迷戀的的確確是在我們的青春時代發生的，因此我們就很容易被一種觀念所引導，認為巴金的文學僅僅是青春激情的一種宣泄，一種帶浪漫主義色彩的相對簡單和簡略的文學形態。但問題在於：一代一代的年輕人能夠不斷地在巴金的作品中找到共鳴，找到眼淚，找到歡笑，找到他們的某種信念。如果一個作家的作品能夠跟不同時代的年輕人對話，而且被他們所接受，產生共鳴，這個所謂的“簡單”“不夠深刻”的判斷反倒可能是在一個相對簡單的立場上作出的，因此是可疑的。也就是說，我們是不是沒有真正理解到文學本身也有一種需要，文學本身也需要一種直抒胸臆的青春激情。文學需要原本具有多種多樣的形態，可以是悲劇的，也可以是喜劇的；可以是哲思的，也可以是感念的；可以是地域文化的，也可以是民間立場的；可以是精英的，也可以是大眾的，包括金庸這樣的書寫方式，等等。各種各樣的形態豐富多彩的文學為什麼不能擁有青春這樣的獨特樣態呢？針對這種形態，一些“老”讀者或者是未“老”先衰的讀者，用現成的某些哲學思想資源，站在青春之外的立場上強行地進行一種價值評判，在這種時候，極可能會發生“工具誤用”的問題。一旦使用的評判工具錯了，就像你硬要用男性的標準去判斷一個女人的價值，或者硬要用西方的標準來判斷中國文化的價值，這裏麵就有個標準是否合理的問題。實際上，一種有生命力的不斷地在影響一代代年輕讀者的文學，它本身就體現出一種非同尋常的深刻性。
李怡：的確如此。我們通常一方麵宣傳著這樣一個觀點，即文學是多樣的；但事實上在關於文學的判斷當中，卻常常自覺不自覺地使用著一元化的思維，得出一個方向的結論。文學的多元如果放在一個共識性的層麵當中，我們是否應該更多地體現出對不同風格的寬容？這就如同是一個人的生命發展史，從它的幼年、童年、青年、中年到老年，它每一個時期的生命都有自身特殊的形態和光彩，都有屬於這樣一個特殊時期的精神品質和這種精神的合理性。就像我們今天無法否認兒童的遊戲和他的天真是一種讓人神往的境界一樣，我們同樣也無法否認一個青年時代充滿激情的較少思慮狀態下作出的行動和生命的一種努力的合理性，同樣的，我們也會肯定一個老年時期的這樣一種理性和冷靜。其實，人在生命的不同的曆程當中，他在每一個階段的表現都有它的合理性，我們不能用一個老年的理智來代替兒童，我們不妨設想一下，一個剛剛來到這個世界的兒童，卻有老年般的冷靜和理性的話，這個世界將是怎樣的一個樣子？同樣，我們也不能用老年的理性來代替青年的激情，但是為什麼我們常常會說，巴金是不深刻的，這裏麵有一個話語權的問題，青春時代的人們都還在享受著、幻想著生命，所以青春期最能與巴金共鳴的那些人（包括我們自己也是這樣），在那個時候還不擁有文學上的發言權，那個時候被巴金所煽動，為巴金所陶醉，但卻不能用更深刻的理論、更豐富的理論來為巴金證明價值，而當我們有了權利，有了資格為巴金說話的時候，已經步入中年甚至老年了，這個時候，我們的心境已經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當我們用一種已經變化了的心境來闡釋巴金、判斷巴金的時候，這實質上與我們先前的生命狀態已經發生了錯位和偏離，而人們又往往會有一種假定，而這種假定在現在看來很可能是充滿謬誤的：人的生命的發展越往後似乎才是進入了更高的境界。這種假設為什麼在我們今天看來，本來就是充滿謬誤的呢？因為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他的過程，並不是結果。我們不能說，一個老人最後達到的境界才是一個人生命應該有的狀態，反過來說，當一個人進入老年，其實也是他生命即將結束的時候，如果我們要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就會對人的生命在不同過程當中的一種樣態懷有一種真正的寬容，如果我們有了這樣一種寬容，再重新來看待巴金，那就會真正地理解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