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雜誌的中國富豪排行榜多少有點報喪的意思。有的富人上榜不久就栽了。為此有人說，《福布斯》在做一個晾曬的工作，菌啊、病毒啊在榜，即在陽光下遭到滅殺。
“滅菌”的其實不是福布斯，而是稅務局。有的企業家，特別是演藝界的藝員們聽到“稅務局”三個字比過去的人聽到“憲兵隊”還哆嗦。他們忙，沒工夫推敲這法那法，活至今日，始聞天下竟有稅法，有就有唄，此法竟敢抓人？真是天曉得。這一震動等於在全國文藝界——應該說演出界或走穴界開展了一場深入細致的稅法教育大學習、大討論與大整風，效果顯著。
然而《福布斯》對中國上榜富豪如此脆弱的生命力感到尷尬，它的中國代表對此表態，說：“我們更加注重財富的內在品質，希望排行榜中的財富品質愈來愈高。”那麼，財富品質是什麼意思呢？解釋是：財富的品質也就是財富的真正價值。換言之，他們的企業真的值這麼多錢。
聽著好像明白一點，實際越聽越糊塗。把財富和品質放在一起，本身就在考量人的認知能力。舊話說：為富不仁，可見財富沒啥高明品質，但這隻是古代農耕社會的一種說法。即便為富不仁，然而為窮則仁嗎？曆史並沒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相反，窮凶極惡、窮酸窮橫的例子倒是很多。過去與現在，富人助學賑災屢見不鮮，富國對全球福利計劃的貢獻也遠遠大於窮國。人們不應忽略的一個事實是：財富雖然表現為歸屬富人所有，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對社會的貢獻，比如提供就業、交稅和更廣義的消費行為。這差不多是保持經濟增長的理由之一。核心問題在於：不要“為富不稅”。
“財富品質”這一概念的提出，敏感點首先在財富來源。在《中國富人首次財富調查》中，中國社科院和國家統計局的專家們指出：“中國某些富翁的致富來自社會資本和網絡效益。”不妨這麼理解：把國企流失資產和國有銀行的呆壞賬減除，加在某些人的存折上，造就了某些富人。但這隻是“某些”，人們不可把“某”的數字看得太多，雖然這種現象在社會轉型期不可避免。還應看到中國更多的富人，如占江浙閩粵GDP40%～60%的民營企業的企業家的財富靠資產積累完成。觀察他們的財富品質與個人素質都不宜用“越富越混蛋”籠統言之。清華大學一位學者對富人的社會作用進行一次問卷調查，大部分被調查者的選擇為“基本是消極作用”。這一結論表明人們在對待財富的態度上，仍然帶有不少舊時代的痕跡。
人們對待富人的態度是一回事，財富本身的品質問題是另一回事。美國會計學家傑弗裏·科爾文在《欺詐指南》-文中說：“不管手段多麼複雜，欺詐都要達到三個基本目的：轉移收益，逃稅和掩蓋債務。”安然公司如此，中國的某些下榜與沒來得及上榜就上看守所的富人亦如此。這是說，企業家在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打下一個響當當的企業之後，往往由於違法經營而使財富品質遭到質疑。對市場經濟而言，財富來源無所謂清白不清白，但它強調經營過程中信守規則。索羅斯的錢清白嗎？隻能說他賺的錢沒違法，其他還有什麼呢？市場經濟伴隨法治而生，IT業股票在一夜之間暴漲100倍也不是犯罪行為，雖然它的利潤可能遠遠高於100個小偷入室盜竊的收入，但做假賬就是犯罪。這方麵，一些膽子太大的企業家屢屢跌倒，效法者頻頻在線，前中國建行老總王雪冰炒澳元的才智能夠把澳元從貨幣市場上砸下來，使公司受益。據傳他一個人的交易收入抵得上中國銀行倫敦分行全年的利潤額，稱得上頂級高手，但由於他在經營中的欺詐行為，讓企業蒙受損失。OCC（美國貨幣監理署）對中行紐約分行進行為期兩年的調查，指認王雪冰等人的行為包括“一個欺騙性的信用證問題，一樁欺騙性的貸款，未經授權的授信及刻意隱瞞”。由此，OCC對中行總行課以1000萬美元罰款，對中行紐約分行課以1000萬美元罰款的處罰。
財富似乎永遠存在品質問題，像運動員存在興奮劑問題。然而，財富本身不是問題，它給人包括窮人帶來直接與間接的福蔭。過程卻無法忽略，財富在積累過程中的誠信度決定著品質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