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清政府腐敗無能，積貧積弱的舊中國處在水深火熱之中。1903年，一直對中國虎視眈眈的沙皇俄國背信棄義，不但拒不履行1902年《交收東三省條約》中分期撤兵的約定，反而進一步提出在東三省及內蒙古一帶享有路政稅權及其他領土主權的“七條”要求，強迫清政府接受。當時，剛剛從八國聯軍進京、狼狽西逃的陰影下走出來的慈禧太後，不敢抗爭，欲與沙皇俄國締結這一喪權辱國的《中俄密約》，來處理這一問題。
豈料《中俄密約》尚未簽署，其詳細內容就通過新聞媒體的公開報道，而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石激起千層浪，國內外輿論為之一片嘩然，國人群情激憤。在國內外強大輿論的壓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放棄簽訂《中俄密約》的計劃。這個敢於將這一驚天消息公之於眾的愛國記者名叫沈藎，他因此獲罪而被清廷處死，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因言被殺的新聞記者。
沈藎生於1872年，原名克誠，字愚溪，湖南長沙人。史載，其“性直倔強，雄於膽略”。中國在甲午戰爭戰敗後，民族的危亡激發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在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的積極推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定國是詔”詔書，宣布變法，史稱“戊戌變法”，又名“維新變法”。維新變法期間，沈藎積極主張變法，認為要革新湖南，非有一番破壞不能奏效。他和湖南維新派的代表人物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多次接觸，交往密切。唐才常與譚嗣同同鄉，同師於歐陽中鵠，並稱為“瀏陽二傑”。維新變法失敗後，沈藎留學日本，其政治態度也迅速由改良派變成了革命派，成為了堅定的革命主義者。
一年多後的1900年春天，沈藎從日本歸來，在上海與唐才常等人共同組織革命組織“正氣會”，隨後又更名為“自立會”。沈藎任自立會幹事。“自立會”公開宣布“我等認為滿州（洲）政府不能治理中國，我等不肯再認為國家，變舊中國為新中國，變苦境為樂境”，謀求“新造自立之國”。自立會以漢口為中心進行革命活動，建立了以會黨群眾和清朝下層士兵為骨幹的“自立軍”。自立軍共有七軍，湖北新堤為右軍，沈藎為右軍統領。下轄六個營。7月24日，沈藎攜帶花銀二千餘元赴新堤，以“中國國會自立軍右軍統領”的名義，研究部署在新堤舉行武裝起義的具體事宜，並決定在8月15日舉行起義。
唐才常在漢口指揮起義，但因餉械延誤，起義時間一拖再拖，後決定於7月28日在漢口起義。誰知在27日晚，張之洞就下令清軍包圍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樓街寶順裏四號的住所和設在漢口英租界內李慎德堂的自立軍總部，並於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三十多人，查獲自立軍大批軍械、印章、書劄及“富有票”等。7月29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二十餘人在武昌紫陽湖畔被殘酷殺害。
唐才常是自立軍總司令，他領導的自立軍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保皇黨及各地會黨等諸多社會力量組成的聯盟武裝，其成立伊始，政治綱領就自相矛盾，宗旨模糊，兼之對英帝國主義和洋務派官僚張之洞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因而起義未給清政府造成沉重打擊即迅速失敗。但自立軍起義是戊戌變法後在長江流域掀起的有十多萬人參加的武裝鬥爭，鋒芒直指掌握清朝實權的後黨頑固派，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這次起義還吸引了革命派參加，導致了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發展，為推動兩湖地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辛亥武昌首義的爆發創造了條件。
在新堤一直關注革命態勢的沈藎得知漢口起義失敗，唐才常等主要領導人殉難的消息後，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為了表示“繼續已死者之生命，完成已死者之誌願”的決心，會議決定提前舉行起義。28日，“右軍所部起事”。當天晚上，新堤衛隊營偷襲清軍水師營，各地自立軍兩千多人紛紛響應，自力軍的黃綾旗“插遍全市”。然而，由於寡不敵眾。沈藎領導的新堤起義也慘遭失敗。
新堤起義失敗後，沈藎並沒有泄氣，他很快又潛入北京、天津等地。在天津，沈藎受聘為“報館訪事”（即記者），同時兼任一家日本報紙的通訊員，開始以記者的公開身份為掩護，繼續從事反清的革命活動。當時的北京正處於八國聯軍控製時期，由於沈藎懂外語，且擅長交際，又有政治眼光和新聞敏感性，很快便與八國聯軍的部分人員混得相當熟悉。北京各界名流聽說沈藎認識許多外國朋友，紛紛前去巴結。為了從這些貴族口裏打聽到有用的信息，沈藎盡量和他們把酒言歡，把各方麵的關係都處理得很好。
1903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沈藎從一個滿清貴族口中得知中俄兩國要簽訂密約的消息後，憂心如焚，他決心在簽約之前把密約內容昭示天下。但怎麼才能獲知具體的內情呢？他四處打探，一定要將密約的內容搞到手，並盡快在報端捅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