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的曆史給人的記憶幾乎都是灰色沉悶的，這七十多年的曆史進程乏善可陳，鮮有亮點，太多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帶給國人的傷痛難以回首。但也正是在這種如鉛色沉重之中，在晚清的曆史舞台上出現了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出現過一抹亮色，贏得了一些尊嚴。也就是這位外交家從心底呐喊出：中國睡獅已醒。
這位外交家就是“晚清第一名臣”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曾國藩被推崇為“千古完人”、“官場楷模”，他是中國曆史上真正“睜眼看世界”並積極實踐的第一人。出身名門的曾紀澤正是在父親的引導下，可謂深得其父的真傳。他牢記父親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誨，做到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並在此基礎上向著人生的最高目標“治國平天下”奮進。
曾紀澤（1839一1890），字劫剛，曾國藩長子，中國清末外交官。通經史，工詩文，精算術，又受洋務思潮影響，30歲起刻苦學習英文，潛心研究外交和國際政治，以“學貫中西”見稱於時。1878年8月，出任駐英法公使，在中西對峙的國難當頭之際，曾紀澤通過自身敏銳的觀察和收複伊犁的談判，維護了國家的尊嚴，同時，他也從國外的角度反觀中國，最早發出了“中國睡獅已醒”驚世駭俗的言論。
慈禧十分重視曾紀澤
曾紀澤出任駐英法公使時，慈禧太後非常重視，在曾紀澤出使之前，於光緒三、四年（1877、1878年），兩次召見了他，親自詢問了他的行程以及外國的外交體製等等一些具體的問題。在史海中留下了慈禧太後與曾紀澤的對答：
“辦洋務甚不容易。聞福建又有焚毀教堂房屋之案，將來必又淘氣。”
“辦洋務，難處在外國人不講理，中國人不明事勢。中國臣民當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有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恥。現在中國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雲南馬嘉理一事，致太後、皇上宵旰勤勞。”
“可不是麼。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要慢慢自強起來。你方才的話說得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
“是。”
“這些人明白這理的少。你替國家辦這等事，將來這些人必有罵你的時候，你卻要任勞任怨。”
“臣從前讀書，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語，以為人臣忠則盡命，是到了極處了。近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拚得將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是臥病之時，即寫了遺囑，吩咐家裏人，安排將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見事務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時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臣父親引咎自責，寄朋友信，常寫‘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字，正是拚卻名聲，以顧大局。其實當時事勢，舍曾國藩之所辦，更無辦法。”
“曾國藩真是公忠體國之人。”
曾紀澤曾與慈禧的對話中不但為其複曾國藩贏得了最高執政者的正當公允評價，同時也恰當地表達了曾氏家教對自己的影響。慈禧還詢問了曾紀澤對洋務的看法和外語水平。
“你在外多年，懂洋務否？”
“臣父親在兩江總督任內時，兼署南洋通商大臣，在直隸總督任內時，雖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卻於末了兒辦過天津教堂一案。臣隨侍父親在任，聞見一二，不能全知。”
“你能通洋人語言文字？”
“臣在籍翻閱外國字典，略能通知一點。臣所寫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寫的，臣還不能全懂。”
“是知道英國的？”
“隻知道英國的。至於法國、德國等處語言，未曾學習。美國係與英國一樣的。”
在第二次的召見中，曾紀澤又強調了當時英語為國際商務用語，而法語為歐洲外交官方語言。曾紀澤在回答慈禧時，還強調了翻譯一職和辦洋務的區別，提出朝廷在挑選洋務官員時不必把外語水平作為一條標準。“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語，則日後擇才更難。且通洋文、洋語、洋學，與辦洋務係截然兩事。辦洋務以熟於條約、熟於公事為要，不必侵占翻譯之職。”
從曾紀澤和慈禧的對話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求真務實、敢講真話的曾紀澤。
初到歐洲，曾紀澤以詩明誌。詩曰：“九萬扶搖吹海水，三千世界啟天關；從知混沌猶餘言，始信昆侖別有山。”曾紀澤對英國人的傲慢之舉予以嚴厲的反擊，彰顯了一個泱泱大國義正辭嚴凜然不可欺的一麵，贏得西方外交界的尊重和朝野的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