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一種人總是勇於創新，喜歡離經叛道標新立異，隻要有人跟上自己的步伐、想法，他就立即拋棄自己的初衷而另辟新徑，有的時候也會自相矛盾自己和自己較勁，駁倒自己的初衷；世界上也有一種人，在他人研究的基礎上，發揚光大，更上一層樓，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晚清時期的經學大師廖平屬於前一種人；戊戌變法的領頭羊康有為屬於第二種人。
康有為於光緒十七年（1891）《新學偽經考》和光緒二十四年（1898）《孔子改製考》問世後，為後來的維新變法提供了思想基礎，影響極大，引起封建統治者的極大恐慌。他在奠定其學界領袖地位的同時，也把自己卷入了與另一位經學大師廖平的學術糾紛中。康有為的這兩部作品被斥為分別剽竊了自廖平的《辟劉篇》和《知聖篇》。
廖平（1852-1932年），四川人，初名登廷，字旭陵，號四益，後改字季平，改號四譯，晚年更號為六譯。廖平這些名號的更改，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他的善變。廖平是張之洞的門生，但廖平一生的學術研究，並沒有沿著張之洞所希望的方向發展。廖平一生研治經學，融貫古今中西各種學說，其窮辯偽古文經學，建立了一個熔三教於一爐、合諸子為一統無所不包的大學問--孔經哲學，開啟學術界厚今疑古之風。他的觀點言論多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的學術貢獻超越了前人，他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經學大師，他的曠世宏論回眸千古僅此一人，在中國近代學術界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廖平彪炳史冊影響乾坤的曆史功績，是他對康有為的影響。
廖平在光緒十五年（1890）曾赴廣州，此前康有為曾閱讀過廖平的著作《今古學考》，對廖平“十分欽佩，引為知己”，康有為、黃季度抓住機會相約拜訪他於廣雅書局，徹夜長談。廖平拿出自己的新作《知聖篇》《辟劉篇》手稿給康有為看。（廖平記載“及還羊城，（康）同黃季度過廣雅書局相訪，餘以《知聖篇》《辟劉篇》示之”。廖平送給康有為的《知聖篇》抄本，保存在康家後人手裏。）廖平在《經話甲編》中提到此事時說：1890年他和康有為在廣州兩次會晤，把《知聖篇》《辟劉篇》交給康有為看。廖平之所以把這兩本書給康有為看，是因為該書立意太出人意料，在四川沒有人可以相談交流。廖平也曾就書中的有關問題問博學的古學大師餘樾，但餘樾也不能回答。此番與康有為知音相遇，因此廖平才將此書拿出。康有為閱完此書，對該書的觀點不能認同，“馳書相戒，近萬餘言”，寫了萬言信駁斥廖平“好名鶩外，輕變前說”，並苦口婆心勸廖平應“急當焚毀，否則入籍”。這之後，廖平又訪康有為於廣州安徽會館，再次徹談，反複曉以“秦焚六書未亡六經”，證明今經為全，後出古經為偽。這次回訪的結果是“兩心相協，談論移晷”。
兩次會晤之後，康有為受到廖平的影響，思想發生巨大轉變。康見仰古之說對推到陳規陋習大有裨益，於是幡然醒悟改頭換麵盡棄自己原來的觀點，改崇今文。在《辟劉篇》的指引下，他督導弟子梁啟超、陳千秋等人運用目錄等手段，大膽假設，穿鑿附會，廢寢忘食日夜勞作，僅用了一年的時間，完成了三十萬字的《新學偽經考》，該書一出則“粗豪狂姿，天下震動”。過了幾年又出版《孔子改製考》，再次產生了地震一樣的大裂變。而廖平的《古學考》直到光緒二十三年才改訂後以《古學考》之名出版；至於《知聖篇》因給許多人傳閱，手稿都已遺失，好不容易找到一本轉抄本訂正後出版，卻是反響一般，隻是捍衛鞏固其在經學史上的地位。
康有為和廖平的著作分別麵世後，當時知道康、廖交往內幕的人，認為康有為的著作，實為剽竊廖平的成果。再簡單地說，康有為的新學來源於廖平的學說。學界有影響的餘樾、章太炎、皮希瑞、顧頡剛、錢穆等人了解廖平與康有為的交往過程，皆認為康有為的作品是“剽竊”廖平的學術成果。康有為對於剽竊說的指責，則諱莫如深，隻在《重刻偽經考後序》一文中予以間接否認，很少正麵反擊，這讓人感到不解。康氏的“深自諱避”遭到當時學術界的眾多譏諷熱議，錢穆說康有為對這件事的反應“藏喙若噤”。眾多人士皆認為康是剽竊的巨擘。
錢穆就是力主康有為剽竊廖平的著作的大家之一，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錢穆寫道：“蓋長素《偽經考》一書，亦非自創，而特剽竊之於川人廖平。”又說：“長素（康有為號長素）辨新學偽經，實啟始自季平（廖平字季平）。此為長素所深諱，而季平則力揭之。”國學大師章太炎亦指責康抄襲廖“粗鄙不堪”。張之相、梁啟超等知名學者均認為，盡管康有為之書與廖平之書有本質不同，但康有為之書是受廖平之書啟發而成，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梁啟超在提到康有為學術與廖平的差異時，寫道：“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頗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誣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疇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則言義。惟牽於例，故還珠而買櫝；惟究於義，故藏往而知來。以改製言《春秋》，以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