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研佛道，而或親近或批判，是梨洲對待“異端”的兩種態度。不過無論如何，他對這些學問均甚精熟，其博學雜藝之性格在這些地方更可以充分地顯現出來。
但這一點不隻是論黃宗羲者甚少注意，論晚明思潮者亦何嚐知之？曆來談晚明文學與社會，受“五四”的影響，形成了一套基本觀點，從公安派如何反複古、反模擬，結合到李卓吾如何提倡童心說，反抗道學家；再由李卓吾如何受陽明學的影響，牽扯到陽明後學，所謂“左派王學”之狂肆氣象，以及湯顯祖等人的情教說。謂此時講真，講現成良知，講自然生命，講情，而反抗道學家之講天理心性、虛矯名教以及七子派之複古模擬等等。換言之，整個晚明，被解釋為是在文學上反抗摹古、思想上反抗道學家存天理去人欲之說而重視情欲的自然生命，社會行動上又反抗壓抑人性的名教禮法之時代。凡論晚明之世變文風者，眾口鑠金，幾於千人一辭，形成了一個強固的論述典範。可是我們隻要看看黃宗羲，就知道這個論述實在大可商榷，為什麼？
黃宗羲《明文案·序》說過，明代文章盛於明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顯然萬曆間的公安派是不算在內的。公安派崛起一時，固為事實，但此派影響力及晚明對此派之評價卻並不甚高。黃氏說：“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荊石，未嚐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昆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這些當時被評價為重要文人者，哪一位可以算是受公安派之影響並提倡獨抒性靈的？哪一位可以用前述那種論述來描述？再以黃宗羲實際參與的文學活動來看，《高元發三稿類存序》說甬上文風本屬公安一脈，奉行屠隆之說，黃宗羲殊不以為然，結果“曾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為文章”。《壽李杲堂五十序》也說：“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為淵源，以遷、固、歐、曾為波瀾。”可見這時文風本是反對公安之類風氣的，講究讀書學古，而非獨抒性靈。
若雲此乃黃氏個人或其二三學侶之所為，那麼我們來看看晚明文壇之大勢。姚江、甬上這批好古讀書的人，都參加了複社。複社，乃是晚明文人社集統合起來的總名，取名複社者，以“期複古學”為宗旨也。這跟所謂獨抒性靈、良知、童心雲雲，恰屬枘鑿。所以，我們檢查一下晚明的幾社、聞社、南社、則社、席社、雲簪社、羽朋社、匡社、讀書社、大社、邑社、端社、超錢鍾書《談藝錄》修訂本增加了一條，論晚明公安派其實並不具重要地位，又收入《也是集》。但錢氏主要是從“竟陵言出，取公安而代表之，推中郎者益寡而非益眾”立論，故雲：“後世論明詩，每以公安、竟陵與前後七子為鼎立驂靳。餘瀏覽明清之交詩家，則竟陵派與七子體兩大爭雄，公安無足比數。”（見增訂本第417頁）此專就詩言之耳。本文取徑自異，讀者可以互參。又按，安征璧《抱真堂詩稿》卷一附《上吳駿公先生書》，謂將與梅村仿高棅《唐詩品彙》之例，同編一書，“以大複、滄溟、大樽為正宗。空同、弇州為大家”，可見時人仍常以七子為正宗。故我們不能誤以為公安派把七子派打倒了。
社、莊社、質社、應社……這些文人集團，根本沒有一個跟什麼左派王學、童心說、情教論可以扯上關係，都隻是“吾以嗣東林也”，“與四方多士共興複古學，將使異日務為有用”而已，與公安派、左派、王學、湯顯祖、李卓吾等俱無關聯。黃宗羲曾與陳怡庭等人在甬上辦的“講經會”，其學務期文與道合、原本經術、有裨世用，正是基於這樣的一種時代風氣。
在這種風氣中，文學的形態雖未必仍如前後七子那樣“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但其複古是一致的。這就是為什麼七子文風仍能複振的原因，陳臥子等人即效法七子者。其餘如張溥編《漢魏百三家集》之類，取徑亦在於學古。明清之際，忽有一股學宋詩的潮流崛起，豈非宋詩書卷較多，而搜輯發揚宋詩，亦整齊文獻、發揚絕學之一例乎？呂晚村、吳之振等皆其人也。吳氏《宋詩鈔·凡例》更謂其書梨洲曾參與搜討研訂。其事關係詩史甚巨，潮流之起，則由此博洽之學風來。黃氏《文定前集》卷六《韋庵魯先生墓誌銘》又批評當時文家：“錢牧齋掎摭當世之疵瑕，欲還先民之矩矱，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卻是不能入情。艾千子論文之書亦盡有到處，而所作模擬太過，隻與模擬王、李者爭一頭麵。”足見錢、艾諸君之毛病也正在於過分強調學古。然此時學古，與李、何不同，因李、何門徑較隘，倡言不讀唐以後書，使人不學，這個時代則力圖在學問上予以增廣。梨洲謂“崇禎間，士大夫之言學者，尚廣大”，就是這個道理（見《文定三集》卷二《清溪錢先生墓誌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