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況，“山東路”式的積累並不是我的積累之全部。我至今記得1967年年末，我遠離了生我養我的上海，在一個陰沉沉朔風怒號的大雪天，踏上東北那厚積了冰雪的梆硬溜滑的土地而仰天八又痛跌一跤的情景。我不能忘懷我萬裏迢迢趕去就職的那個學校，它是一排低矮的平房，陳舊而肮髒，賽似生產大隊一級的飼養場。大門麵對著一望無際的北大荒，夏日裏滿栽著茁壯的聽天由命的苞米和高梁，冬天便成為壯闊無垠的天然溜冰場。我在那塊不城不鄉不土不洋的地方生活了五六年之久，厚積的生活內容，後來有許多進入了我的小說“上海女性”係列中篇裏。在發表於《時代文學》上的《沒有結尾的故事》中，則表現得更集中更充分了。
當然，生活不等於藝術，厚積未必都能薄發。從厚積到薄發，有一個過程。這過程有的人很短，有的人卻很長。我在“上海女性”係列中篇裏所“薄發”出來的一切，大多經過了我許多年乃至於幾十年的咀嚼，自以為已品出了其中真味，才敢於寫了出來的。這“厚積”的過程，已遠不止於生活內容的積累，更在於在理解基礎上的過濾，在過濾之後的錘煉，在錘煉同時的內化吸收上。我深知自己不能像那些光芒四射的新星，讓人一目了然地感受到明媚的亮度，於是就常常隻好用很笨拙的方法，把我在作品中或許沒有那功力曲折地表現出來的對生活的理解，對人生的感悟，對世事的評析，很不藝術地直白出來。在《沒有結尾的故事》裏，我常借用人物之口，發布我自身的感喟。在《女兒難》裏，我免不了采取很老派的方式，即所謂夾敘夾議的辦法，跳進跳出地品頭評足，顯露我的主觀認識；而在“上海女性”係列的三個中篇內，我幹脆采用了以篇首“題記”點明主旨的辦法。《阿花》的題記是莎士比亞的名言，也是我從不斷厚積著的生活土壤中提煉了出來的某一方麵的觀念，可作一例：“愛不受時光的播弄，盡管紅顏和皓齒難免遭受時光的毒手；愛並不因瞬息的改變而改變，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盡頭。”把自己的觀念如此赤裸裸地曉以大眾，這在文學創作，本為大忌，但惟因這是我在長期發酵過程中的最終感悟，也是我從“厚積”飛躍到“薄發”的契機，我不能不一吐為快。
寬泛些談“厚積薄發”，就不僅僅是個生活積累的問題了。藝術修養上的不斷進步，鑒賞品位上的不斷提高，語言文字上的不斷老練簡約，形象準確乃至形成自己的風格，都需要有一個“厚積”的過程。藝術追求本來就是無止境的，本著“厚積薄發”的處世原則，免除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走去，縱使人生過半，仍然還是有希望攀上又一個新的高峰的。
199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