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開展對外宣傳，揭示我國民族曆史真相
中國和蘇聯雖然都是多民族國家，但兩國版圖形成及民族融合的曆史大不相同。帝俄的曆史是一部對外族的兼並曆史，時間不過三百多年。蘇聯有些領土也是軍事占領的產物，如波羅的海三國。西方國家對蘇武力征服該三國一直未予承認。而當三國於1990年先後宣布獨立時，西方國立即給予承認。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在幾千裏的曆史長河裏，漢民族與其他民族長期共處，相互影響，共同締造了偉大的祖國。中國是多民族在曆史進程中自然融合的產物。雖然漢人統治國家的曆史最久，但少數民族也有入主中原的時期，如元清兩朝。古代中央王朝對少數民族地區采取了一套異於內地的管理政策。但無論如何這些地區都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是西方人對中國版圖形成及民族關係有著極為荒謬的觀點。“西藏流亡政府”的法律顧問範普拉赫就是這樣一位西方學者。他在《西藏的地位》一書中認為，元清兩朝時期是“沒有中國皇帝的中國”，即中國是被異族占領；西藏、蒙古不是中國的版圖。在談到西藏地位時，他認為，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是對西藏的軍事占領；現在西藏仍是一個被占領的國家，達賴喇嘛是其國主，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
這樣的學者不隻有範普拉赫一人。他們與達賴集團相勾結，極力歪曲西藏的曆史與現實，為“西藏獨立”大造國際輿論。致使上述謬論在海外占有一定市場。這有兩個方麵的成因，一是我們在國際上宣傳不夠，對達賴集團的反動宣傳回擊不力；二是西方人的國家觀、民族觀與東方人不同。他們常常將民族與國家等量齊觀，認為每個民族都應當組成一個國家。民族與國家被視為一體。故西方人難以理解多民族國家的長期存在，難以接受“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曆史事實與定論。
因此，我們主動搞好對外宣傳，讓世人了解西藏的過去與現在，揭露與駁斥“西藏獨立”，的謬論有重大現實意義。在這個方麵，我們在國內進行了一係列的理論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這些成果尚沒有走向世界。在將來工作中，大有可為：將我國藏學研究的成果，用外文出版，發行海外，反擊達賴集團的反動宣傳；跟蹤並深入研究達賴集團的理論宣傳動態，采取豐富多彩的形式，如電影、展覽，向海外介紹我國建設西藏的成就，揭露西藏曆史上殘酷的農奴製度，針鋒相對地駁斥國內外分裂勢力的謬論；加強人權理論研究，闡述中國的人權觀點，用事實駁斥“西藏人權問題”上的謠言；對進藏旅遊觀光的外國人注意引導，分清敵友，防止敵對勢力派人入境進行間諜和滲透活動。
總之，對外宣傳，在解決西藏問題上是一項緊迫的任務，隻有讓國際社會公正、客觀、全麵地了解了西藏的曆史與現實，才能夠逐步削弱並抵消達賴集團在海外傳播的不良影響。
警惕外部敵對勢力滲透，反擊西方和平演變攻勢
八十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格局變化，西方世界以美國為首，開始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企圖利用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新聞媒體等綜合手段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和演變。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也成為他們挑起他國內亂、製造民族動亂的手段。蘇聯的民族危機及國家解體是與西方的和平演變分不開的。
起初，蘇聯領導人對西方的和平演變攻勢缺乏警惕與必要的抵製。東歐劇變，他們認為是社會主義的自我變革。而當東歐完全資本主義化時，他們才覺得方向不對。蘇聯也一樣。當戈爾巴喬夫大夢初醒時，民族危機已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成為國家分裂的導火索。
在我國民族問題上，同樣存在著反對外部敵對勢力滲透、抵製西方和平演變的艱巨任務。西藏上層分裂集團1959年逃亡印度後成立了流亡政府，在國際上從事分裂活動。近幾年來隨著國際形勢變化，他們加緊了國際努力，妄圖爭取更多的支持與同情。同時，他們對國內進行滲透和煽動。某些流亡藏人通過回國觀光、講經，帶進並散發反動宣傳品。他們引誘境內青少年出國留學，灌輸分裂思想，與我爭奪青少年一代。
西方國家將西藏問題納入其對華和平演變戰略中。國際反華勢力在所謂西藏人權問題上大做文章。西方議會一再通過所謂西藏人權決議，向我施壓；還多次為達賴提供講壇，攻擊我國。西方某些人士還打著“民族自決”的旗號，鼓吹“西藏人民自決論”。外國反華勢力為達賴集團提供資助，訓練特工人員。他們利用赴藏區旅遊、采訪等機會，四出活動收集情報，煽動並支持鬧事。美國之音專門開辦藏語節目，對我西藏進行反華宣傳。
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要深刻總結蘇聯民族問題的教訓，高度警惕國內外敵對勢力對西藏的破壞與滲透，堅持抵製西方在西藏問題上幹涉我國內政的行為，深刻認識在西藏問題上反對西方和平演變的艱巨性與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