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本是闔家團圓的喜慶日子。舊社會，楊白勞離家躲年，躲避地主逼租討債。現在我也躲年，躲避浪費光陰的應酬。上帝給予每個人的時間都有限呀。
打倒“四人幫”我欣喜若狂！可以重新從事文學寫作了。“反右”之後我被迫擱筆二十年，唉，人生在世有幾個二十年呢？當時的口號是：把失去的時間再奪回來！
我一家四口蝸居鬥室爭奪時間。兩個孩子複習功課準備高考，妻子進修醫師，我白天上班，晚上寫作，四個人共用一張飯桌，八條胳膊打架，熱火朝天。好賴我也是一家之長呀，高姿態，撤退到床上，百多萬字的作品是趴在床上寫出來的。
我曾公開放話：“有房就是娘！誰為我提供一房一桌一凳，我就給誰寫字。”結果是元旦春節，鄙入住遍了上海、成都、廣州、北京、長沙幾家電影廠的招待所，埋頭寫劇本，報效房東。四年他們拍了我的七部電影，兩廂情願。
20世紀末，住房條件好了，我就藏在家裏打電腦，不寄賀年片，不打電話，更不出門拜年，仍然給親友造成外出躲年的假象。我會算賬，從元旦前到春節後，足有兩月時間，若串門拜年，吃肉喝酒，打牌跳舞，這點兒時間轉瞬即逝，真可謂“彈指一揮間”。我給自己立了規矩，“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於是：躲年一次，得幾萬字，稿費雖低，樂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