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道情
道情是曲藝的一個類別,大都認為它是源於唐代的《九真》、《承天》等道曲。這些道曲以道教故事為題材來宣揚出世思想。道情這門曲藝是源於“道曲”,又是表達一定思想情感的,故而名為“道情”。
道曲就是道教音樂,是道教在齋醮活動儀式上使用的音樂。所以也被稱做“法事音樂”或者“道場音樂”。道教認為,在求神祈福,禳災劾鬼的齋醮儀式中,使用音樂來助聲威,有感動神靈的作用。
道教音樂是隨著道教的發展而逐步發展起來的。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415),道士寇謙之所作的雲中音誦,即“華夏頌”和“步虛聲”就是道教音樂中較早的書麵記載。隋末起,把琴等樂器用於齋醮儀式中,表明了道教音樂與黎民以及方士和祭祀音樂完全不同的風格。到了唐代,道教因受到帝王的重視與崇拜而盛行一時,並且發展很快。高宗令樂工製作道調。武則天亦很重視道教,曾經一度把內教場改名為“雲韶府”。唐玄宗不但下令道士、大臣進獻道曲,還親自研究道教音樂,並且糾正了當時道士們演唱道教音樂中的一些訛錯。唐代道教音樂還不斷吸收民間音樂、西域音樂的養分,例如,把《無愁》改為《長歡》,《蘇羅密》改為《升朝陽》,等等。道教音樂在唐代得到了較大的發展與提高。唐末五代時期,道教音樂繼續吸收民間音樂。到了北宋時期,出現了目前能夠見到的最早的一部道教音樂譜集——《玉音法事》。到了明代,道教音樂有了新的發展,而且更加規範。在明成祖時期,出現了一部道教音樂譜集《大明禦製玄教樂章》,從這部樂譜中可以看到,既有承襲唐、宋、元三朝之舊樂的成分,又有吸收南北曲音樂的新製道曲的特點,還有直接采用民間小調的音樂風格。可以說,明代時期,道教音樂進入了定型時期。近代以來則基本承襲了明代道教音樂的傳統。
道教音樂距今已有一千五百餘年的發展曆史,它所包含的有:獨唱、吟唱、齊唱、鼓樂、吹打樂和器樂合奏等多種音樂形式。在齋醮法事中,這些音樂形式不斷更換、靈活結合,恰如其分地表現出召神、遣將的場麵。音樂氣勢磅礴,演唱雄渾威武,具有鎮壓邪魔,劍拔弩張的威風和盼望風調雨順,求福祈願的心情,以及清靜無為,仙界縹緲的意境。
道教音樂作為一種宗教音樂與其他宗教音樂有著許多共同之處。例如,用音樂來渲染和加強宗教儀式的氣氛,“讚”和“頌”都采用莊嚴而節奏緩慢的旋律。它們都有在吸收了民間音樂素材後進行再創作的音樂創作手法。
道教音樂有如下特點:
一、道教音樂的誦唱和樂器的演奏都由道士擔任。因此,就要求道士們不但要熟悉道教經卷,精通齋醮儀式,而且還要有演唱道曲,演奏樂器、禹步(類似舞蹈的步伐)等藝術的本領。隨著曆史的發展,對道士應當具有的藝術水平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如我國江南民間就有諺雲:“出一個秀才容易,出一個佳道士難。”隻有在唱、念、做、演奏樂器等藝術方麵才能出眾的道士,才有資格在齋醮法事中擔任“都講”、“高功”等較高的職務,正一派道士大都具有這種藝術水平。
二、在音樂和宗教儀式的關係上,道教音樂,特別是正一派的道教音樂,在宗教儀式——齋醮法事中的運用是始終貫穿的。由於道教宗教儀式的結構和內容極其繁雜,所以,與之相對應的道教音樂的內容和形式也就十分豐富,且具有內在的連貫性。這種連貫性表現在由齋醮儀式開始到結束,其中,每種格式都有多種曲調和詞。它們在道教齋醮中並不是單獨使用一種詞或一首曲,而是以法事情節組合串連成各種步虛、讚、頌、偈等道曲。當具有這種特點的音樂同念白、誦經腔、禹步、吟表等組合起來後,很似中國戲曲的一般模式。以北宋時期所出現的譜集《玉音法事》為例,其中就已經有了五十首道教歌曲。它的出現,在戲曲、戲文之前,應當說,道教音樂是戲曲的雛形。所以,明末清初的文人在觀看道教齋醮的演習時,正像葉夢珠所說:“競同優戲。”因此,至今仍在民間認為,看法事儀式就像看一場戲,或是一場音樂劇一樣具有魅力,其實,僅是一場宗教儀式的“演出”。道教音樂具有這樣的藝術價值,而且經常出現在法事活動中,陝北民間常在喪事中有這樣的禮儀,難怪在陝北民間有“活著不孝順,死了唱道情”這樣的說法。
三、道教音樂是一種帶有中國各地地方音樂特點的道教音樂。
地方音樂特點的表現之一是,同一主旋律的讚、頌、步虛、偈等,各地在行腔、旋律裝飾(民間音樂稱之為“加花”)上都帶有本地地方音樂的特色,而且演唱起來各不相同。特點二是同一首詞的讚、頌、步虛、偈等,各地在選用本地音樂的旋律上,詞曲不盡相同。例如,同樣是一首《三清偈》,各地有各地的曲子。方言和音樂各地不同,民歌和民間舞蹈風格各有差異,因此,雖然在齋醮形式方麵有統一的經典,而在音樂方麵則沒有統一的規定。
道教的齋醮儀式,除了在宮、觀中進行外,還在地方民眾的集會上和信仰者的家中進行。道教音樂配合齋醮,除了感動神靈之外,還有安撫和警戒信眾的作用。
道教的齋醮儀式往往穿插進一些不屬於宗教音樂範疇的民間音樂和戲曲等。這樣,就不斷地豐富了道教音樂,反過來,民間又可借鑒道教音樂來豐富民間音樂和戲曲,道情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道教音樂的運用場麵往往很難,尤其在歌唱、演奏方麵。元人所編《道門通教必用集》卷三雲:“施主追悼之際,慘戚裝懷,謳歌詞曲,尤為不便。”但在長期的實踐中,道教音樂從“不便”中形成了一套解決辦法,使哭喪變成鬧喪,因此,在音樂的藝術創作上呈現出一些帶有規律性的傾向。
道情在最初形成的時候隻是道士們在布道、化緣時演唱的歌曲,用它來宣傳教義,後來才逐漸發展成為抒情、敘事的民間說唱形式。道情因其原本是道士們所唱的歌曲,因此又稱做“黃冠體”。道情發展到南宋時,開始用漁鼓和簡板作為伴奏樂器,因此也被稱做“漁鼓”。據南宋周密的《武林舊事》卷七記述了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宮中所唱道情的情況。後苑小廝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宋高宗)雲:“此是張掄所撰鼓子詞。”可見,當時的道情與鼓子詞的形式相同。從史料來看,“道情”一詞在南宋時期已經出現了,並與漁鼓、鼓子詞同名流行。元代雜劇《嶽陽樓》、《竹葉舟》等劇目,將唱的部分穿插在漁鼓中,使道情有了很大的發展,明清以來流行甚廣。漁鼓是以二至三尺長竹筒為體,在一端蒙上豬或羊的護心薄皮為鼓麵。簡板又稱“簡子”,是兩根上端稍向外折曲的長竹片,短的二尺左右,長的可至四五尺。演唱者的左臂抱鼓,左手執簡板夾擊發聲,右手指擊鼓麵。
漁鼓的出現是有年代可考的。據南宋江萬裏的《宣政雜錄》“通同部”條雲:“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節奏,取其聲似曰‘通同部’,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通衢用以為戲雲。”(見《說郛》卷二十六)文中所謂“通同部”就是漁鼓。“通”、“同”、“部”是三個象聲詞。“通”、“同”像手擊鼓麵複迅疾抬起時發出的清脆之響,“部”則像手擊下後順勢按住鼓麵而形成的沉悶之音,若按今天的書寫習慣可寫做“通通噗”。這一引文明確指出“通同部”出現於“靖康初”。“通同部”既起於民間,是“通衢”用以為戲的土樂器,可見,原非道士所創。道士借來為道情伴奏,始見於“靖康初”,而靖康之後即進入了南宋時期。靖康年號隻用了兩年,北宋就滅亡了,可以說,“通同部”的起源應在北宋時期。
“通同部”這一名稱被“漁鼓”所取代的年代已無法考證。在元代雜劇中,將“漁鼓”又寫做“愚鼓”。馬致遠在《呂洞賓三醉嶽陽樓》的雜戲文中對“愚鼓”稱謂做了解釋。劇中人呂洞賓唱道:“赤緊的簡子喚作‘惜氣’,但行處愚鼓相隨。‘愚’是不醒的,‘鼓’(瞽)是沒眼的。”說明“愚鼓”有以超凡入仙之說,以警醒世人,指示光明之意。“愚鼓”是道士們為“通同部”所起的新名,後來遂訛“愚”作“漁”。簡板也就是《武林舊事》中所提到的“息氣”。該書的卷四、卷六中還提到在乾道、淳熙年間有兩位唱道情的專業藝人,一為名隸教坊樂部的張守道,是一個俗人;一為在瓦子勾欄裏作坊時葉道,是道流。
有當代學者對道情的淵源作過考證,一般都將其上溯到唐代,並且有人明確指出,道情源出於唐代的道教音樂,所以,才有了道情始於唐代的說法。但也有人認為,唐代時期,道曲已經失傳,早期道情的曲調亦不可聞。唐代,以道曲唱道歌的情況或許存在過,但嚴格意義上的道情,即打著漁鼓、簡板抒唱“樂道徜徉之情”的一種說唱形式,卻不曾在唐代出現過,根據現有資料來看,以漁鼓、簡板伴奏的道情是在南宋初期的幾十年間產生的。從《武林舊事》中可以看出,南宋乾道、淳熙年間就已經有了打著簡板演唱的道情,而且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這一時期的道情,是由道士布道、乞討的形式演進成為一種民間娛樂性質的技藝,進而進入了官屬的教坊樂部,乃至深入到宮廷。如果從漁鼓出現的靖康年間算起,到了乾道、淳熙年間的道情成熟時期,大概就是幾十年間產生的一門藝術。
“道情”一名含義,明初人朱權對此做了比較合理的解釋,他說:“道家所唱者……寄傲宇宙之間,慨古感今,有樂道徜徉之情,故曰‘道情’。”(見《太和正音譜》)這與元代燕南藝庵的《唱論》中“三教所唱,各有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禮”的說法是一致的,與道情歌詞宣揚離塵絕俗思想的實際情況也是相符的。
道情的體製有單純韻文和韻散相間兩類。若隻著眼於韻文,又分為樂曲和詩讚兩種體製。樂曲體是一種遵循一定格律的長短句,詩讚體則以七言和十言句式為主。南宋初期的道情是樂曲體而非詩讚體。它在道士的運用目的上可能是用於當時的道曲而唱的,在傳入民間以後,則改用了世上流行的詞調和小曲。乾道、淳熙年間唱道情的葉道在《武林舊事》卷六中就被列為“唱耍令”一類的藝人之中。南宋耐得翁的《都城紀勝·瓦舍眾伎》中說:“嘌唱,謂上鼓麵唱令曲小詞,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為一體。”而在吳自牧的《夢粱錄·妓樂》中轉引《都城紀勝》的文字中,這段話則作“唱令曲小詞,須是聲音軟美,與叫果子、唱耍令不犯腔一同也”。耍令,又可作“耍曲”,並和“唱令曲小詞”的“嘌唱”為一體。道情既屬於耍令一類,自然也應是唱“令曲小詞”的,而且同樣也應當是“聲音軟美”的。陝北道情至今仍以一種軟綿綿的聲腔來演唱,大概就是這種遺風的傳承。這種由短小的詞和曲子組成的演唱形式,再以聲腔優美而取勝的道情,一般來說是不宜於鋪開敘事和演繹故事的,大都是以抒情寫景,歌詠人物為內容的。清初,王夫之就以[鷓鴣天]、[漁家傲]等詞牌寫了二十六首《愚鼓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