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天培
離開淩水河三十多年了，回憶起大工母校的培養，感慨萬千！敬愛的屈伯川院長的言談舉止，常常浮現在眼前。
1965年我接到調令，由機械係起重運輸機教研室調到校黨委宣傳部工作。1966年開始的“文革”，使我有機會與校領導有較多接近。特別是1969年春，隨“教工一連”下鄉到遼寧省莊河縣青堆子“學農基地”勞動鍛煉，同吃同住同勞動，與屈院長見麵的機會更多了。記得那時我們住在“東炮台”，有一次輪到我值班挑水，天方亮就挑起水桶下山坡，到近百米處的井邊準備提水。此時，忽見後麵跟上來一位老人，也挑著水桶，定神一看，原來是屈院長。當時我才三十多歲，屈院長已年屆六旬，我很自然地走上前去幫他放下扁擔，準備幫他提水。屈院長見此情景，和藹地謝謝我，並說：“還是讓我自己來吧！以前在延安的時候也是自己挑水的。”他便搶著拿起井繩，提起水來。我望著他那挑著水桶邁著緩慢卻又堅實的腳步向住地吃力地走去的身影，眼眶頓時模糊了。一個高大的身影浮現在眼前，直到如今。
因母親去世，為照顧年邁患白內障的父親，通過對調，1973年我調回到上海工作。1979年我父親所在單位華東師範大學落實政策，分給我們一套新住房。母校王誌鬆副教務長陪同屈院長來上海，就住在我們樓下招待所。我父親——心理學家胡寄南先生，曾在中央大學等校任教，對屈伯川院長早年在中央大學搞學生運動，留學德國回來不久就到解放區從事教育工作甚為崇敬，於是約好在一天晚飯後由我陪同拜訪。屈院長雖曆經“文革”苦難，仍精神煥發，談及教育和學校的發展，異常興奮。臨別時，他勉勵我在交大努力工作，並囑托我麵交一封信給時任上海交通大學教務長的楊教授（後為中科院院士）。
我是1955年由上海華東師大附中參加全國統考進入大工母校的。在母校18載是我人生的重要轉折，使我懂得應如何麵對人生，在事業上有所追求、有所創新，對社會有所貢獻。半個多世紀的生活實踐使我對母校的栽培之恩倍加感謝。屈伯川院長的偉人風範和教育家的誠信品格，時時在激勵著我。
我珍藏的僅有一張與屈院長的單獨合影，是1990年6月母校校長辦公室史振聲同誌陪同屈院長赴南京出席中央大學校友會活動途經上海，住在上海交大教師活動中心時所攝。當時他思維敏捷，記憶力特別好，對大工在上海交大的每一位老師都說得出姓名。我當時正從事康複工程新學科開拓、研究和教學工作，曾出訪日本、美國，後又出訪俄羅斯、阿塞拜疆等國不久，他興致勃勃聽我講述在上海交大的經曆時，流露出讚許的微笑，並不時點頭給我肯定和鼓勵，使我對新學科的前景更加充滿信心。
我今已年逾古稀，在緬懷我們敬愛的老領導屈伯川院長之時，我還將以“莫道桑榆晚，紅霞尚滿天”的精神，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貢獻餘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