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烈英
光陰似箭，和伯川永別12年了。一生忠於教育事業的他生前盼望孫輩接受高等教育，大學畢業後繼續深造，為國效力。孩子們沒有辜負他的期望，在本科畢業後，經過努力都到美國的大學繼續學業，並繼承他的專業，一個主修教育管理，一個主修化工，並先後取得碩士學位。外孫成為老師的科研助手，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目前，他們兩個積極向上，加倍努力學習，為將來積蓄知識。
老屈堅信黨的領導，熱愛黨的教育事業，為大連理工大學的創建與發展鞠躬盡瘁，忠心耿耿，從來不考慮個人的得失。20世紀50年代剛剛開始評教授的時候，有人好心地問他，你20多年前就是博士，怎麼不爭取一下？他毫不猶豫地說：“我要是當上了，在教學和科研第一線的老師不就少一個名額了嗎？”一直到1997年他逝世，大家都稱他為博士。因為他1937年在德國留學時獲得化學工程博士學位。回國後，1939年就去了延安，據說還是到延安的第一個洋博士哩！
老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盡心盡力發揮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善於和知識分子交朋友。有一次，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老師病了，他實在沒有時間去看望，就叮囑我一定要代表他去看望。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關進“牛棚”時，還是常常打聽教授們、老師們的情況，擔心他們被迫害或者想不開，牽掛著這些在知識殿堂領域裏認真耕耘的寶貴人才，關心他們的疾苦。建校初期，學校南下延聘了一批南方學子。這批教師在學校的建設中起到了棟梁的作用。黃必信老師是其中之一，他是我國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的兒子，和我們是鄰居，他兒子和我兒子還是同學。黃老師教學認真負責，心直口快。20世紀50年代被錯打成右派時，老屈就很同情。在家時，他常說：“被打成右派的，多是心直口快、敢說真話的人，不是壞人！”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傾向，反“右”時被帶上“右傾”的帽子，降職降薪，但他無悔，並常常為保護不了他們而問心有愧。幾十年來，親眼看到老屈以海納百川的胸懷，推心置腹地和知識分子交朋友，發自內心地尊重他們，心甘情願當人梯，和同誌們一道，使大連理工大學從無到有，書寫了一頁頁光輝的篇章。
老屈不但尊重科學家，對各個領域的同誌也同樣傾注著關心。他在工作中任勞任怨，沒有官氣，作風上平易近人，關心群眾。凡是暑假後開學來了新生，他總要到學生宿舍去看望新生，查看他們的生活和夥食情況。晚間如果去市內開會或者有事情要辦，總會詢問值班司機有沒有吃晚飯。如果尚未吃晚飯，他就會請司機來家裏一同吃完晚飯再出去。又如保姆的女兒，從小失去父親念不起書，於是老屈就讓我給她聯係小學，讓她住在我家。我們一直供她念書直到中專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