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園，當種植適當和管理完善時，是農場中最有價格的部分，這在古代農業中，也像在現代所有產葡萄酒的國家中一樣，是一條不受懷疑的原則。但是科盧梅拉告訴我們，種植新葡萄園是否有利，卻是一種有爭議的事情。他像一個真正愛好一切奇異植物的人一樣，表示讚成，並通過利潤和支出的比較，力圖表明，這是最有利的改良。然而，這種對新計劃的利潤和支出所作的比較，一般是極不可靠的，在農業中尤其是這樣。如果從這種種植實際得到的好處普通都像他所想象的那麼大，有關的爭議就不可能發生。今天在產葡萄酒的國家，這一點也是有爭議的事情。誠然，它們的農業作家、高級種植的愛好者和提倡者，普通似乎和科盧梅拉一致，讚成種植新葡萄園。在法國，舊葡萄園所有人切望阻止種植新葡萄園，似乎是讚成他們的意見，並表明有經驗的人覺得，這種耕作現時在該國比任何其他作物更為有利。可是，同時也似乎表明了另一種意見，這種高額利潤隻能維持到現時限製葡萄自由種植的法律有效時為止。1731年，他們接到政府命令，除非得到國王許可，否則禁止種植新葡萄園，也禁止重新培種輟耕兩年的舊葡萄園，國王隻在得到州長通知，證明他已經視察過這塊土地，認為它不能栽種任何其他作物，才頒發許可證。這項命令的托詞是，穀物和牧羊稀少，葡萄酒過剩。但是，如果這種過剩確屬實情，這種種植的利潤自會降到它和穀物與牧草利潤的自然比例以下，沒有政府命令，也會有效地阻止新葡萄園的種植。關於所謂由於葡萄園的過多造成的穀物稀少，實際上穀物栽培的精細在法國莫過於產葡萄酒的省份，那裏的土地適於栽種穀物；如勃艮第、吉延和上郎格多克。在一種耕作中使用的人手眾多，必然會鼓勵另一種耕作，原因是為它的產品提供了現成的市場。減少那些有能力購買它的產品的人數，肯定不是鼓勵穀物耕種的最有希望的辦法。這就像挫抑製造業以鼓勵農業的政策一樣。
因此，最初要求較大改良支出或每年要求較大耕作支出的那種生產，其地租和利潤雖然常常大大高於穀物和牧草的地租和利潤，但當其僅足補償這種額外開支時，實際上仍然受這些普通作物的地租和利潤的調節。
有時發生這樣的情形，適於生產某種特殊產品的土地數量過少，不足以供應有效需求。全部產品可以售予這樣的人：他們願意支付的價格，略高於這種產品的生產和上市所必需的全部地租、工資和利潤，按它們的自然比率或按大部分其他耕地支付的比率計算。在這種場合，也隻是在這種場合，價格的剩餘部分，即支付全部改良和耕種支出以後剩下的部分，同穀物和牧草中的類似剩餘不保持一定的比例，可以在幾乎任何程度上超過它；這種剩餘的大部分自然歸於地主的地租。
例如，葡萄酒的地租和利潤同穀物與牧草的地租和利潤之間的通常的和自然的比例，必須理解為隻對這樣的葡萄園才能發生：它們生產的隻不過是在鬆軟、石礫和砂子土壤上到處都能生產的優良普通葡萄酒，除了強度和衛生外，其他無足稱道。一國的普通土地隻是同這樣的葡萄園才能進行競爭；同具有特殊品質的葡萄園它顯然無法競爭。
葡萄比任何其他果樹更易受土壤性質不同的影響。一般認為，葡萄從某種土壤獲得一種滋味，任何培育或管理辦法都不能做到。這種味道不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是少數葡萄園的產品有時所特有的；有時它擴大到一個小地區的大部分地方，有時擴大到一個省的絕大部分地區。送往市場的這種葡萄酒的全部產量都不足以供應有效需求，即不足以供應這種人的需求：他們願意支付這種酒的生產和上市所必需的全部地租、工資和利潤，按它們的普通比率或按在普通葡萄園所支付的比率計算。因此，全部產量可以售予願意支付更多的人，這必然使它的價格高於普通葡萄酒的價格。差別的大小，依葡萄酒的流行性與稀缺性所造成的購買者的競爭劇烈程度而定。不管大小如何，其大部分歸於地主的地租。因為，雖然這種葡萄園和大多數其他的葡萄園比，培植一般更為精細，但是葡萄酒的高價似乎是這種精耕細作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結果。在這樣一種價格高的產品，疏忽大意造成的損失很大，這就迫使最粗心的人也得注意。因此，隻用這種高價的一小部分，就足以支付用於耕種的特別勞動的工資，以及用來推動這種勞動的特別資本的利潤。
歐洲各國在西印度擁有的食糖殖民地可以同這種貴重的葡萄園做比較。它們的全部產品不足以供應歐洲的有效需求；可以售予這樣的人，他們願意支付更多，不僅足以償付生產和上市所必需的全部地租、工資和利潤，依任何其他產品普通支付的比率計算。在交趾支那，最好的白糖普通售價為每昆特爾三皮亞斯特，約為英幣13先令6便士，這是波佛爾先生告訴我們的，他對該國農業做過非常仔細的觀察。那裏所稱的昆特爾，重150至200巴黎磅，平均為175巴黎磅，按英格蘭100磅計算，價格為8先令英幣左右，不到從我們的殖民地輸入的紅糖或粗砂糖普通售價的1/4，也不到上等白糖售價的1/6。交趾支那大部分耕地用來種植小麥和大米，這是大部分人民的食物。在那裏，小麥、大米和食糖的價格或許成自然的比例，即在大部分耕地上不同作物間自然發生的比例，按盡可能算出的通常最初改良支出和年度耕種支出償付地主和農場主。但在我們的食糖殖民地，食糖的價格同歐洲或美洲的稻田或麥地的產品並不保持這樣的比例。普通常說，食糖種植人希望甜酒和糖蜜應能支付他的全部耕種支出，而食糖應當全是純利潤。如果確實是這樣（因為我不敢肯定），那就好像麥農期望用麥糠和麥稈支付他的耕種支出，麥粒應當全是純利潤。我們常常看到倫敦和其他商業城市的商人社會在我們的食糖殖民地購買荒地，希望通過代理人或代辦人去改良和耕種，獲取利潤，盡管距離遙遠，收益不確定，而且這些國家的司法行政不健全。沒有人試圖用同樣的方式，去在蘇格蘭、愛爾蘭或北美產麥省份的最肥沃的土地上進行改良和耕作，盡管這些國家的司法行政更加嚴格，可以期望得到正規的收益。
在弗吉尼亞和馬裏蘭，人們更願種植煙草而不願種植小麥，認為這樣會更加有利。在歐洲大部分地區，種植煙草是有好處的；但在歐洲的幾乎所有地區，煙草是課稅的主要對象，而大家認為，從一國可能種植煙草的每一個農場去收稅，倒不如在海關向進口煙草課稅方便。因此，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就最荒唐不過地禁止種植煙草，這就自然而然地賦予準許種植煙草的國家一種壟斷；由於弗吉尼亞和馬裏蘭種植了最大量的煙草，它們就分享了這種壟斷的大部分好處，雖然也有一些競爭者。可是，種植煙草似乎不及種植食糖有利。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煙草種植園是用住在大不列顛的商人的資本去改良和耕種的，而我們的煙草殖民地也沒有送回國來像我們常常看到的來自我們的食糖殖民地那樣富裕的種植人。雖然在這些殖民地更愛種植煙草而不愛種植小麥，歐洲對煙草的有效需求並未得到完全滿足，但煙草供應或許比食糖供應更接近有效需求。雖然煙草的現行價格或許超過了足以支付為生產和上市所必需的全部地租、工資和利潤，依麥地普通支付的比率計算；但超過部分不如現行食糖價格中超過額那麼大。因此，我們的煙草種植人也同樣擔心煙草的供應過多，就像法國舊葡萄園所有人擔心葡萄酒供應過多那樣。通過議會立法，他們限製煙草的栽培為16歲至60歲的黑人每人種6000本，假定出煙1000磅。他們計算，這樣一個黑人，除上述數量的煙草外，還可耕種4英畝玉蜀黍。道格拉斯博士告訴我們（我想他的消息不確），在豐收年份，為了防止市場供應過多，他們有時還按每個黑人計算焚燒一定數量的煙草，就像荷蘭人據說焚燒香料那樣。如果必須用這樣的極端手段來維持煙價，那麼種植煙草超過種植小麥的有利之處即使仍然存在，或許也不能維持長久。
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生產人類食物的耕地地租決定大部分其他耕地的地租。因此，除了在特殊情況下，穀地地租在歐洲決定大部分其他耕地的地租。沒有某種作物能長期較此提供更少，因為這塊土地會立即轉作其他用途。如果任何特種作物普通能較此提供更多，那是因為適於耕種的土地數量過少，不能滿足有效需求。
在歐洲，穀物是直接供應人類食物的主要土地產品。因此，除了在特殊情況下，穀地地租在歐洲決定所有其他耕地的地租。大不列顛既不必羨慕法國的葡萄園，也不必羨慕意大利的橄欖園。除了在特殊情況下，這些果園的價格是由穀物的價值決定的，在種植穀物方麵大不列顛的肥沃不比那兩國差。
如果在任何國家，人民普通喜愛的植物食物來自穀物以外的另一種植物，這種植物在普通的土地上，用與穀物相同的或差不多相同的方式去耕作，所生產的比最肥沃的土地生產的穀物更多。那麼地主的地租，即在支付勞動和償還農場主資本連同它的普通利潤以後留下的食物剩餘數量，必然會大得多。不管該國普通維持勞動的比率如何，這一較大的剩餘總能維持較大數量的勞動，因而使地主能購得或支配更大數量的勞動。他的地租的真實價值，即使他的真實權力和權威，他對於他人勞動能向他供應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也必然要大得多。
稻田比最肥沃的麥地生產的食物數量更大。據說一英畝稻田的普通產量為每年收獲兩次，每次為30至60蒲式耳不等。因此，耕種雖然要費更多的勞動，在維持所有這種勞動之後的剩餘卻也更多。因此，在這種產米國家，大米成為人民普通喜愛的植物食物，耕種者主要用大米生活，比起產小麥的國家來，這一更大剩餘的大部分屬於地主。在卡羅來納，也像在其他不列顛殖民地一樣，種植人一般是農場主兼地主，因此地租與利潤混在一起；發現種大米比種小麥更有利，盡管他們的土地一年隻收獲一次，盡管由於流行的歐洲習慣，在那裏大米並不是人民普遍喜愛的植物食品。
良好的稻田一年四季都是泥沼，有一個季度還是覆蓋著水的泥沼。它不適於種植小麥、牧草、葡萄，的確，不適於種植任何其他對人類非常有用的植物產品。而適用於這些目的的土地則不適於種植稻穀。因此，即使在產米國家，稻田的地租也不能決定其他耕地的地租，其他耕地決不能變成稻田。
馬鈴薯地所產的食物在數量上不劣於稻田所產的食物，大大優於麥地所產的食物。每英畝土地產馬鈴薯12000磅不算高產，產2000磅小麥不算低產。誠然，能從這兩種植物吸取的食物或純粹養料同它們的重量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因為馬鈴薯水分多。可是，假設這種根塊的一半重量是水（這是很大的扣除），這樣一英畝馬鈴薯仍能生產6000磅純粹養料，為每英畝小麥所產數量的三倍。一英畝馬鈴薯的耕種費用比一英畝小麥少；播種小麥之前一般要犁後休耕，足以抵消馬鈴薯的鋤草及其他額外耕作的費用而有餘。假若這種根塊也像產米國的大米那樣，在歐洲的每個地區成為人民普通喜愛的植物食物，因而在耕地中所占的比例與現今小麥及其他用做人類食品的穀物所占的比例相同，那麼相同數量的耕地會維持較大數量的人民，勞動者一般用馬鈴薯做食物，在償付全部資本和維持用於耕作的全部勞動以後，仍然留下較大的剩餘。這種剩餘的大部分也會屬於地主。人口會增加，地租會比現在高出許多。
凡是適於種植馬鈴薯的土地，也適於種植幾乎每一種其他的有用植物。如果它所占的耕地麵積和現今穀物所占的比例相同，它也同樣會決定大部分其他耕地的地租。
我聽說，在蘭開夏的某些地區認為，燕麥麵包對勞動人民來說是比小麥麵包更為營養豐富的食物，我還常常聽說在蘇格蘭也讚成相同的主張。可是，我很懷疑它的真實性。蘇格蘭的普通人民都吃燕麥麵包，他們不像英格蘭的吃小麥麵包的普通人民那樣健康，那樣漂亮。他們工作得不是那麼起勁，看起來也不是那麼健康；鑒於兩國的上層人民之間並沒有這種差別，經驗似乎表明，蘇格蘭普通人民的食物不像英格蘭同一階層人民的食物那樣，適合於人類的體質。但是馬鈴薯似乎有所不同。倫敦的轎夫、搬運工、煤炭搬運工以及不幸以賣淫為生的婦女，他們是不列顛領土中的最強壯的男人和最美貌的婦女，據說他們大部分是愛爾蘭的最低層的人民，一般用這種根塊做食物。沒有其他食物能比馬鈴薯提供更有決定性的證據，證明它的營養價值，或它特別適合於人體的健康。
難於全年儲存馬鈴薯，更不能像穀物那樣儲存兩三年。擔心在它腐爛以前難於將其售出，就阻礙了它的種植，並且是使它在任何一個大國不能像麵包那樣成為各階層人民主要植物食物的根本障礙。
第二部分 論有時能、有時不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產品
人類食物似乎是總能並且必然能為地主提供一些地租的惟一土地產品。其他各種產物則有時能、有時不能提供地租，依不同的情況而異。
除了食物以外，衣服和住宅是人類的兩大需要。
原始未開化狀態中的土地，在衣服和住宅的原料方麵所能供給的人數，比在食物方麵所能供給的人數多得多。在改良狀態下，土地有時能養活的人數比它能為他們供給這些原料的人數更多；至少就他們需要這些原料並願支付代價這兩方麵來說是如此。因此，在前一種情況下，這些原料總是過於豐富，因而價值很小，或根本沒有價值。在後一種情況下，這些原料稀少，這就必然提高它們的價值。在前一種情況下，它們大部分因無用而被拋棄，被使用的材料的價值被認為隻與使之適合使用所費的勞動和支出相等，因而不能為地主提供地租。在後一種情況下，所有的原料均已被使用，並且需求常常得不到滿足。有些人總是願意為其每一部分支付更多，超過足以償付將其送入市場的支出。因此，原料的價格總能為地主提供一些地租。
大動物的皮是原始的衣服原料。因此，在狩獵和畜牧的國家，主要以動物肉做食物，每一個人在為自己提供食物時也就為自己提供了用不完的衣服原料。如果沒有對外貿易，大部分這樣的原料會因為沒有價值而被拋棄。北美狩獵民族在歐洲人發現他們以前，情況或許就是如此，現在他們用多餘的毛皮向歐洲人交換地毯、武器和白蘭地酒，這就使毛皮具有一些價值。我相信，在現今已知世界的商業狀態下，最野蠻的國家也建立了土地私有製，也有這種對外貿易，發現更加富裕的鄰國對他們土地所產的在本國既不能製作又不能消費的衣服原料有需求，因而將它們的價格提高到將其運往這些富裕鄰國的成本以上。因此，能為地主提供一些地租。當大部分蘇格蘭高地牲畜在自己山上消費時，輸出畜皮成為該國的最大宗項目，它們所交換的東西增添了高地地產的租金。英格蘭的羊毛舊時在本國既不能消費也不能製造，在當時比較富裕和比較勤勞的佛蘭德人國家找到了市場，它的價格為產毛土地的地租提供了一些東西。在那些不比當時的英格蘭和現今的蘇格蘭高地耕種得更好而又沒有對外貿易的國家，衣服原料顯然會十分豐富，大部分會因為無用而被拋棄，沒有任何部分能為地主提供地租。
住宅原料不能總是像衣服原料那樣運往遠地，不能那樣容易地成為對外貿易的項目。當其在生產國過剩時，即使在現今世界的通商狀態下，對地主也沒有價值。在倫敦附近的良好采石場，會提供很大的地租。在蘇格蘭和威爾士的許多地區，它卻不提供任何地租。供建築用的木材在一個人口眾多和耕種發達的國家有很大的價值，生產它的土地能提供很大的地租。但在北美許多地區，地主對任何願將他的大部分大樹運走的人會表示十分感激。在蘇格蘭高地的某些地區，由於缺乏水陸運輸，樹皮是能送往市場的樹木的惟一部分。木材任其在地上腐爛。當住宅原料過多時，實際上使用的部分隻值加工時所花去的勞動和開支。它不能為地主提供地租，地主對任何提出請求的人都允許他使用。可是，富國對住宅原料的需求，有時使他能得到一些地租。倫敦街道鋪設石麵，使蘇格蘭海岸一些光禿岩石的所有人從以前向來不提供地租的岩石得到一些地租。挪威和波羅的海沿岸的樹林在大不列顛許多地區找到了在它們本國不能找到的市場，從而為其所有人提供一些地租。
一國的人口眾多，不是同它的產品能為之提供衣服和住宅的人數成比例，而是同它的產品能為之提供食物的人數成比例。當食物得到供應時，很容易找到衣服和住宅。但當衣服和住宅到手時，很難找到食物。甚至在不列顛領地的某些地區，所謂住宅也可能隻是由一個人一天的勞動建成的。最簡單的衣服、獸皮，需要略多的勞動去整理修飾，然後才能使用。可是，也不需要太多的勞動。在野蠻國家，全年勞動的百分之一或者略為多一些就足以提供使大部分居民得到滿足的衣服和住宅。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勞動常常僅足以為他們提供食物。
但當土地的改良和耕種使一個家庭勞動能為兩個家庭提供食物時，社會上一半的勞動就足以為全體提供食物。因此，另外一半勞動或者至少是它的大部分，可以用來提供其他的東西，或用來滿足人類的其他需要和愛好。衣服、住宅、家用器具和成套裝飾用品，是大部分這種需要和愛好的主要目標。富人消費的食物不比他的窮鄰居多。質量可能非常不同，選擇和備辦食物，也可能要求更多的勞動和技術；但在數量上總是相差不遠的。但是把一方麵的寬敞住宅和高大衣櫃與另一方麵的簡陋小屋和幾種破衣爛衫比較一下，你就會知道，他們的衣服、住宅和家具在數量方麵也幾乎同在質量方麵一樣，有巨大的差別。對食物的欲望，每一個人因人胃的容量狹窄而受到限製；但對建築、衣著、成套用品和家用器具方麵的便利品和裝飾品的欲望，似乎是沒有限度或確定邊界的。因此，擁有的食物超過自己消費需要的人，總是願意將剩餘部分，或它的價格，拿來交換其他欲望的滿足。超過了滿足有限欲望的東西，就試圖用來滿足那些不可能得到滿足的並且似乎是沒有止境的欲望以從中取樂。而窮人為了獲得食物，竭力去滿足富人的愛好；為了更加肯定地獲得食物，他們彼此競爭，使自己的製作品更加低廉，更加完善。工人人數隨著食物數量的增加而增加，或隨著土地的日益改良和耕種而增加；由於他們業務的性質容許做最大限度的勞動分工，所以他們能使用的原料在數量上的增加比他們人數增加的比例更大。因此，產生了對在建築、衣著、成套用品和家用器具方麵所能實用地或裝飾地使用的每一種原料的需求；甚至對地底下的化石和礦物，對貴重金屬和寶石都有了需求。
按這種方式，食物不僅是地租的原始來源，而且後來提供地租的其他土地產物中相當於地租的那部分價值，也是由於生產食物的勞動生產力通過土地的改良和耕種而得到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