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圍繞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論爭,形成了兩大陣營。那一場場硝煙彌漫的論爭,充滿了激情、狡黠、機巧、趣味與智慧,點亮了新文化運動啟蒙的天空。
絕妙的“雙簧”
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展開之時,盡管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人要廢除的是在中國傳承千年、作為傳統文化載體和主幹的文言文,當時卻並未激起多大反響,隻有幾位新文化闖將在自說自話。這一半可能因為那時帝製既往,民國初立,尚新、求變、批判傳統是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對派們心虛氣短,不敢吭氣;一半可能也是他們對文言文的生命有足夠信心,不屑於跟這幾個喝過幾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誰的後生對陣。
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在對方的漠然中顯得頗有些尷尬,而新文學的發難者們也在沒有對手的辯論中感到了幾分寂寞。
為了改變這種處境,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錢玄同和劉半農自導自演了一個奇特的戲,那就是曆史上十分著名的“雙簧信”。這個主意是劉半農出的,他曾在上海時進過劇團做過編劇。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雜誌第四卷三號上,忽然發表了一篇寫給《新青年》雜誌編輯部的公開信《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軒”。信是文言文寫的,4000多字,不用新式標點,以一個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衛道者的形象,列數《新青年》和新運動的所有罪狀,極盡謾罵之能事。而就在同-期上,發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記者半農之名寫的觀點與之針鋒相對的文章《複王敬軒書》,全信洋洋萬餘言,對王敬軒的觀點逐一批駁。
由於對舊式文人的熟悉,錢玄同化名“王敬軒”所寫的那封信在內容和風格上都足以亂真。他不但忠實地模仿了守舊派對新文學的種種誤解與歪曲,而且使之顯得十分荒謬可笑。而劉半農的複信逐一加以批駁,毫不留情,一針見血,更是痛快淋漓,尤其對守舊派大師林紓進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評。
這一雙簧戲旗幟鮮明,在文壇引起強烈反響,不僅真的引來了“王敬軒”那樣的衛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發難(林琴南寫信給北大校長蔡元培,要蔡將陳獨秀、錢玄同從教師中除名),更多的卻引起了青年學子和進步人士的喝彩,在論辯中新文學的聲勢也逐步壯大。
這一正一反兩篇文章同時出現,結果“舊式文人的醜算是出盡,新派則獲得壓倒性的輝煌勝利。”一些原來還在猶豫的人都開始傾向新文化了,連朱湘和蘇雪林都說他們是看了這雙簧戲才變成新派的,可見“雙簧信”影響之大。
“雙簧信”也引起了《新青年》內部胡適的不滿。他認為“太輕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過他也認為,錢玄同的衝鋒陷陣,“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魯迅則對劉半農的進步高興,稱讚他“跳出鴛蝴派,罵倒王敬軒”,為一個“文學革命”陣營中的戰鬥者。
寫小說含沙射影
新知識分子這種主動出擊的態度顯示了他們充分的自信,引發了讀者濃厚的興趣,同時也激起舊派文人的惱怒,他們加強了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擊。1919年2月和3月,林紓在上海的《新申報》上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荊生》和《妖夢》,諷刺文學革命的領導人。
林紓寫小說含沙射影罵人。1919年2月4日起,上海《新申報》以“蠡叟叢談”為名替林紓辟了一個專欄,按日發表短篇小說。也許他覺得以這種“不嚴格”的文體教訓一下對手較為合適,於是便有了本月17、18兩日連載的小說《荊生》。
其中寫了三個書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浙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新歸自美洲的狄英能哲學,便是隱指胡適。“三人稱莫逆”,聚於北京陶然亭畔,飲酒歌呼,放言高論,掊孔孟,毀倫常,攻擊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