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圍繞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論爭，形成了兩大陣營。那一場場硝煙彌漫的論爭，充滿了激情、狡黠、機巧、趣味與智慧，點亮了新文化運動啟蒙的天空。
絕妙的“雙簧”
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展開之時，盡管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人要廢除的是在中國傳承千年、作為傳統文化載體和主幹的文言文，當時卻並未激起多大反響，隻有幾位新文化闖將在自說自話。這一半可能因為那時帝製既往，民國初立，尚新、求變、批判傳統是主流思潮，新文化的反對派們心虛氣短，不敢吭氣；一半可能也是他們對文言文的生命有足夠信心，不屑於跟這幾個喝過幾年洋墨水就忘了自己是誰的後生對陣。
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在對方的漠然中顯得頗有些尷尬，而新文學的發難者們也在沒有對手的辯論中感到了幾分寂寞。
為了改變這種處境，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錢玄同和劉半農自導自演了一個奇特的戲，那就是曆史上十分著名的“雙簧信”。這個主意是劉半農出的，他曾在上海時進過劇團做過編劇。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雜誌第四卷三號上，忽然發表了一篇寫給《新青年》雜誌編輯部的公開信《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署名“王敬軒”。信是文言文寫的，4000多字，不用新式標點，以一個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衛道者的形象，列數《新青年》和新運動的所有罪狀，極盡謾罵之能事。而就在同-期上，發表了另一篇以本社記者半農之名寫的觀點與之針鋒相對的文章《複王敬軒書》，全信洋洋萬餘言，對王敬軒的觀點逐一批駁。
由於對舊式文人的熟悉，錢玄同化名“王敬軒”所寫的那封信在內容和風格上都足以亂真。他不但忠實地模仿了守舊派對新文學的種種誤解與歪曲，而且使之顯得十分荒謬可笑。而劉半農的複信逐一加以批駁，毫不留情，一針見血，更是痛快淋漓，尤其對守舊派大師林紓進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評。
這一雙簧戲旗幟鮮明，在文壇引起強烈反響，不僅真的引來了“王敬軒”那樣的衛道士如林琴南等人的發難（林琴南寫信給北大校長蔡元培，要蔡將陳獨秀、錢玄同從教師中除名），更多的卻引起了青年學子和進步人士的喝彩，在論辯中新文學的聲勢也逐步壯大。
這一正一反兩篇文章同時出現，結果“舊式文人的醜算是出盡，新派則獲得壓倒性的輝煌勝利。”一些原來還在猶豫的人都開始傾向新文化了，連朱湘和蘇雪林都說他們是看了這雙簧戲才變成新派的，可見“雙簧信”影響之大。
“雙簧信”也引起了《新青年》內部胡適的不滿。他認為“太輕薄”，“有失士大夫身份”。不過他也認為，錢玄同的衝鋒陷陣，“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魯迅則對劉半農的進步高興，稱讚他“跳出鴛蝴派，罵倒王敬軒”，為一個“文學革命”陣營中的戰鬥者。
寫小說含沙射影
新知識分子這種主動出擊的態度顯示了他們充分的自信，引發了讀者濃厚的興趣，同時也激起舊派文人的惱怒，他們加強了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擊。1919年2月和3月，林紓在上海的《新申報》上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荊生》和《妖夢》，諷刺文學革命的領導人。
林紓寫小說含沙射影罵人。1919年2月4日起，上海《新申報》以“蠡叟叢談”為名替林紓辟了一個專欄，按日發表短篇小說。也許他覺得以這種“不嚴格”的文體教訓一下對手較為合適，於是便有了本月17、18兩日連載的小說《荊生》。
其中寫了三個書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陳獨秀；浙人金心異，影射錢玄同；新歸自美洲的狄英能哲學，便是隱指胡適。“三人稱莫逆”，聚於北京陶然亭畔，飲酒歌呼，放言高論，掊孔孟，毀倫常，攻擊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