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尋考《義楚六帖》資料的來源，可以推定該書關於日本部分的記載，大約與一位名叫寬輔的日本和尚有關。原來，公元927年（五代後唐天成二年），日本醍醐時代僧人寬輔，請赴中國。此人是真言宗的高僧，法號“弘順大師”。他在濟州與義楚交往甚厚。所以，《義楚六帖》這部宗教著作，特辟“城廓日本”一部，記載日本的風土人情，其資料大多出自寬輔的口述傳聞，因此，給人以親臨其境之感。《義楚六帖》在研究中日關係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為《五代史》中沒有“日本傳”，唐宋之間中國關於日本的記載，主要是依據《義楚六帖》。我們據此書的記載，可以推定在公元十世紀左右，最初是在日本流傳著徐福渡海，東達日本的傳說。此傳說又經過赴中國大陸的日本人的傳播，被首次載入中國的文獻。
如果說，徐福東渡到達日本的傳說，是十世紀左右日本的產品，那麼，到了宋代，中國人對這樣的傳說就深信不疑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數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的《日本刀歌》了。其中雲：“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祚秦民，采藥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日本刀歌》載《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十五，奇怪的是《司馬文公集略》中也有，不知是歐陽修做的，還是司馬光做的，中國學者沒有考證。此處依日本鬆下見林《異稱日本傳》中說法，定為歐陽作品，誤入司馬光的集子）
歐陽修對徐福到達日本，作了完全肯定的描述，他在《日本刀歌》中的觀點最集中地代表了十一世紀前後當時中國人的日本觀。
宋代之後，經過將近兩個多世紀的流傳，在明太祖洪武年間，這一傳說又有了新的演進。
十四世紀初期，日本高僧絕海中津赴中國，他在洪武元年（1368年）為朱元璋所召見。兩個人講得興來，一唱一和，做了兩首詩。現日本《蕉堅稿》（絕海中津的遺文編）中，載有《應製賦三山》一首，其詩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隻今海上波濤穩，萬裏好風須早歸。”在此詩之後，附有《明太祖禦製賜和一首》。其詩曰：“熊野峰高血食祠，鬆根琥珀亦應肥；昔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竟不歸。”
這兩首詩，雖然詠的是同一個主題，卻有各自的風格和心情。但是，令我們最為注意的是，絕海的詩第一次透露了當時在日本的熊野山前（今和歌縣境內）日本人已經立起了徐福的祠堂，而且血食不斷。至此，我們可以說，長期流傳於口頭和文字上的傳說，已經被演繹為中日人民生活中的一種“虛構的事實”了。它明明隻是一種傳說，而人們卻用建祠（其後還築墓）祭祀的傳統形式，確認這一傳說的真實性。在當時，中國、日本和朝鮮三國的曆史學家們幾乎都確信這個“虛構的事實”，紛紛載入他們的著作中。
明代陳仁錫撰《皇明世法錄》卷七十六“日本考”、明代劉仲達撰《劉氏鴻書》卷八“地理部”、朝鮮學者申叔舟在其《海東諸國記》、日本北畠親房著述的《神皇正統記》等書都記錄了徐福到達日本的故事。
我們現在要問，為什麼徐福東渡到達日本的傳說會首先在日本形成和流傳？為什麼一部分日本人也相信自己就是徐福一行的後裔？為什麼在長達近千年的時間裏，中日朝三國的文獻都同樣地記錄著這一“虛構的事實”？為什麼大家都相信這是“事實”，並且在流傳中給它增添新的內容？
我們說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自隋唐以來，日本大量吸收中國文化，漢文書籍大量流入日本，史籍中關於徐福東渡尋找蓬萊仙山求不死藥的記載也必為日本人所知。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在徐福東渡的背後，隱藏著一段真正的史實，徐福的神奇而浪漫的傳說，不過是不自覺地被用來解釋這一段不為人所注目的事實的。這個事實便是自秦漢以來，有大量中國居民遷居日本。
大正年間（1911-1925年），日本的考古學家們在日本的西南海岸，發現了大量的銅鐸、銅劍、銅鉾。這些金屬器物，與中國大陸及朝鮮半島出土的均極為相似，有的則完全一致。考古學家後藤守一等認為，這是從公元前四世紀或三世紀起，至公元前一世紀左右的器物。這些器物的製作者，相當多的是在這一時期從大陸遷來的“歸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