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是很善於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的。他後來終於認識到把政權拱手讓給袁世凱是一個曆史性的錯誤。他沉痛地寫道：“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它的政治後果正像在俄國如果讓高爾察克、尤登尼奇或弗蘭格爾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寧而就會發生的一樣。”
其次，袁世凱在清末“新政”政績頗著，得到了資產階級的信任。1905年7月2日，袁世凱在戊戌變法後第一個奏請大清國實行立憲政體：“救亡非立憲不可，立憲非取法鄰邦不可。”9月2日，袁世凱和張之洞聯合上奏：諸立停科舉，以便推廣學堂，鹹趨實學。已經延續千年的封建專製的科舉考試，竟然在袁世凱的推動下壽終正寢。10月23日，袁世凱又有奏章呈遞：請諭準大清國自造京張鐵路，並保派詹天佑先行查勘。這是中國第一條自力更生建造的鐵路。同時，在“新政”時他還曾編練新軍，並運用這支武裝力量，遊刃於尖銳複雜的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矛盾之間，並把勢力滲透到朝野上下，成為中外推崇的“強人”。
他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時，不遺餘力地推行“振興實業”、“獎勵工商”等政策，運用政權力量建立起以一批現代企業為主幹的經濟基礎，並在地方自治、吏治、司法、警察、兵政、教育、路礦、財政等方麵進行了係統革新，客觀上促成了直隸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成長，洋洋大觀的“北洋新政”得到了各地資產階級的青睞。在立憲運動中，袁世凱與立憲派進一步建立了政治聯盟，為憲政改革而痛切陳詞於皇上，奔走策劃於京津，竭力敦促清廷實行立憲改革，從而贏得資產階級的喝彩。
在軍事力量對比上，袁世凱控製著訓練有素的北洋六鎮7萬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於清帝國的禁衛軍和其他新軍，總兵力達14萬多人（新軍總數為24萬1千人）。而南京臨時政府方麵，號稱革命的各色民軍很多，絕大部分是會黨乃至綠林隊伍改編而成；雖然人數上遠多於北方，武器裝備、訓練、指揮和紀律等都遠遜於對方，從而成了資產階級拉攏的對象。在經濟力量對比上，南京臨時政府已到了難於支撐的邊緣，已走進了死胡同，但袁世凱出任清帝國內閣總理後畢竟仍牢牢控製著東北和華北大部，中央財政的基礎仍在，原有的征稅係統沒有打亂，軍費比較充足。所以，與袁世凱締結和議，以防天下大亂，成了資產階級共同的願望。
加之，袁世凱的陰險狡詐，使革命黨人無法看清他的本來麵目。此人的社會政治經驗遠比那些年輕而天真的革命黨人豐富得多。袁世凱原是北洋軍閥的首領。辛亥革命時，他受命為清政府的內閣總理大臣，掌握軍政大權，成為中外反動派所倚重的實力人物。武昌起義後，他知道清朝的垮台已無法拯救，而革命火焰也無法用武力來撲滅。於是，他便采取又打又拉軟硬兼施的反革命兩手策略：他用一隻拳頭來打倒清朝政府，而用另一隻拳頭來對付臨時政府。他用來打倒清朝政府的武器是“革命”，他用來打倒革命民主派的武器是“統一”。“議和”就是袁世凱施展又打又拉的產物。
1909年袁世凱被開缺回籍後，使他在此後的階級鬥爭愈演愈烈的二三年中，遠離政治鬥爭的漩渦，受到清廷的猜疑，使得資產階級產生袁世凱是清廷對立麵的錯覺。更有一部分革命黨人在狹隘排滿的大漢族主義支配下，也把袁世凱視為“同種”與“異族”的清王朝區別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