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插隊時比“老三屆”還老，已經38歲。北京市數以萬計的下放幹部，統稱老下，下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以“煥發革命的青春”。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命令我們“四帶”：帶工資、檔案、家屬、戶口去勞動，一年以後取消工資，掙工分兒，永遠當農民。他說這是“消滅三大差別”。哈，既然“知識越多越反動”，我便把家裏的書刊8分錢一斤當廢紙賣了，換瓶酒喝，下去“傻吃、傻睡、傻幹活兒”。農民也為老下畫像：穿得破，吃得好，說得多，幹得少，一人一塊大手表，月底月初往家跑，進城理發又洗澡……描繪得惟妙惟肖。
工資、檔案是軍代表送下去的，老下無法阻攔。老婆孩子可不能帶下鄉，老下會找借口，“村裏不給蓋房呀！”因此戶口也暫留城裏，每月還能回趟家。
我是一員福將。起初，名單剛到平穀縣，就有人搶，因為鄙人來自農機研究所，想必對農業生產不外行，再就是我叫趙大年，核桃栗子蘋果梨，紅棗柿子水蜜桃，產量皆有大小年之分，生產隊長們圖個吉利，一聲喊，“這個大年我們村要啦！”於是乎，我人還沒到，便被賢王莊大隊搶去了，多麼光彩！
當個“半勞力”，堂堂男子漢，諸多難為情
其實我們幹農活兒都是二把刀。公社的習慣用語，並不把社員叫做男人和女人，而是統稱“勞動力”，又劃分為“好勞力”和“半勞力”。扶犁耕地、提耬下種、推小車送糞、扛口袋上囤，這些重活兒都由“好勞力”去幹，沒有老下的份兒。您還別不服氣，那獨輪車一推就倒，雖說“推車不用教，全靠屁股搖”，可您要是腿勁兒、腰勁兒跟不上，怎麼搖屁股也翻車，絕對比今日歌星“扭扭屁股也賺錢”難100倍。至於扛160斤重的糧食口袋，走跳板，往糧囤裏側棱肩膀那麼一倒，我幹過，十趟八趟還湊合，可是您能頂價兒扛半天嗎？所以老下隻能當個“半勞力”，“大撥兒轟”--跟女勞力一起被生產隊長大撥兒轟到地裏去薅草、間苗、撒糞、掐高粱、刨花生、掰棒子、摘棉花……隻有三夏大忙季節講平等，男女老少齊出動，拔麥子，插稻秧，這是最累的活兒，龍口奪糧嘛。
最難受的活兒是耪青--熱在三伏，青玉米秸長得比人高，鑽到壟溝裏去擼鋤頭把兒，鏟草、給玉米壟培土，悶熱難熬。這種苦活兒本應劃歸“好勞力”，可惜，不如何年何月立下的規矩，大概跟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有關，偏把它分派給了女勞力。老下既然早就劃進了婦女行，也隻能忍氣吞聲去耪青了。
沒想到，耪青的女勞力反倒缺少封建思想，頭戴草帽防日曬，上身脫個光膀子，一防中暑，二防汗水漚壞衣裳。每條壟溝都有這麼一位半裸女郎，我們男老下可就更抬不起頭來了。後來才弄清當地風俗：已婚婦女，哪怕是小媳婦，都允許光膀子，當街給孩子喂奶，司空見慣，毋須大驚小怪。大姑娘耪青時則戴個兜兜--就是在胸前掛一塊手絹兒，好賴遮擋一下。究其原因，唉，就是她們拿不出兩塊錢來買件汗背心呀。“雞屁股是社員的銀行”，小學生雙手捧個雞蛋，到供銷社去換3盒火柴，或半斤粗鹽，或者一枝鉛筆……因此，他媽媽就隻能光膀子耪青，他姐姐就隻好戴兜兜了。也因此，您若批評她們有傷大雅，或者批評我寫的是“黃色小說”，那才是冤枉好人哪。
農業需要機械化，“臭老九”下放也吃香
春旱時節，村裏的機井壞了，抽不上水來，生產隊長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團團轉。正在組織勞力們挑水抗旱，忽然想起老下當中有個來自農機研究所的，便派我去修理。一檢查，那電動機、水泵、配電盤，都有毛病，我便騎自行車到縣城，掏腰包買回來有關的零件，帶著機手們連夜修好了。生產隊長會算賬，200個勞力挑水也趕不上一眼機井呀，便決定讓我上“專攤專業”幹甜活兒。
北京郊區的條件還是比較好的，首先是有電，村裏的“專攤專業”相當多，而且都跟機電沾點兒邊。糧食加工坊有小鋼磨、榨油機；豬場有飼料粉碎機；場院有脫粒機、揚場機；機務隊更有手扶拖拉機、配套農機具，和簡單的維修設備如砂輪機、電焊機、小台鑽；加上井泵房，以及打農藥的噴霧器，機具並不少。使用機器的農民叫做電工、機手，不但被視為“好勞力”，每天的工分都計10分（滿分），雨雪天氣社員沒活兒幹，不出工就不計分，電工、機手照常記工分。“工分兒，工分兒，社員的命根兒！”所以隻有大隊幹部和生產隊長的子女才能當上電工、機手。自從鄙人在井泵房露了那麼一手，便名聲大噪，“專攤專業”都來請我去修理機具。我曾經參加北京市農機技術服務隊，且擔任分隊長，到各區縣巡回檢修這些農機具，同時主辦電工機手培訓班，給他們講課……於是，我很快就成了本村機手們的師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