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別笑話，我曾經羨慕過蝸牛--生來就背著一間房，而且它的子女每人都有一間房。自然造化呀。我曾參軍10年，最初每月有3500元津貼費，您別不信，那是舊幣，相當現在的三毛五。不掙錢，衣食住行也不發愁，朱總司令說我們過的是“軍事共產主義”生活。可惜，由於“反右”，我和妻子被部隊“複員處理”回到北京，寄居姨母家一間6平方米的門房，我28歲就失業了，窮而為文，賣文糊口。更糟糕的是我家大妞此時闖入人寰。沒桌子，我趴在床邊寫作，稿紙被她尿濕，成為“騷文”，拿去發表，對不起讀者呀。詩歌、小說、劇本，我什麼都敢寫，無師自通，動力就是大妞兒缺奶的哭聲。
我急啦，給彭真市長寫信請求工作。還真靈，一個星期就有批複，我到農機研究所去當了秘書。當年沒有計劃生育，一不留神，又添了個二妞。光彩胡同9號的房東是戰友，他發了善心，勻出一間14平米的東廂房給我住，實在感激。可是此房年久失修，泥頂無瓦，八處漏雨，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用盆盆罐罐接著，丁丁冬冬如音樂。一個星期日，我在家給局長趕寫講話稿，他星期一要用，大概是不放心，居然親臨寒舍催取。外麵雨過天晴，屋裏還在滴答，我戴著大草帽伏案疾書，隻剩個尾巴了，請局長大人稍坐片刻。我女兒趕緊撐起一把雨傘站在他身邊，以免屋頂的泥湯滴到局長白襯衣上，那可是很難洗掉的。半個小時，局長一句話也沒說，拿到講稿坐上小汽車就走了。為表示不滿，我把這事寫成小說，由《北京文學》發表，還特意奉送一本給局長。若幹年後他才對我說，“你住房條件那麼差，我看著也心酸。可是‘文革’期間不蓋宿舍，我沒有房子分給職工，也不能空口許願。”是啊，當時的副總理陳永貴就提出了響亮的口號“先治坡，後治窩”嘛。市革委會主任謝富治也反複組織我們到農村參觀王國福同誌全家七口人擠住的“長工屋”。還想要房嗎？那就請你學習王國福。
我寫作的動力就是大妞兒缺奶的哭聲。時為1959年秋。
粉碎“四人幫”，大家時來運轉，我可以當作家了，兩個女兒考大學，妻子進修醫師，晚上趴在同一張飯桌上寫字，各霸一方，八條胳膊打架，熱火朝天。女孩子總要洗洗涮涮，共居鬥室，諸多不便。晚飯後大妞說，“爸，您也不遛個彎兒？”我自然明白，立刻出去散步半小時，剛要回家，二妞又在屋裏嚷，“咱家沒著火！您急什麼呀？”是，不急，接茬兒散步吧。妻子也常歎氣，“唉，咱們家呀，老的不老，小的不小！”真沒料到這間東廂房我們一氣兒住了22年。